查证可知明代《西游记》的版本上并未署作者姓名。在学术界，谈到《西游记》的作者问题是长期争论而又未能解决的问题。到清初认为撰写者为长春真人邱处机。接着还有许白云说、宗沥说、鲁府朱观火定说、周王府朱睦神说、樊山王府集体创作说、陈元之说、华阳洞天主人说、李春芳说、史真人弟子说、尹真人弟子说、唐新庵说、唐皋说、阎希言师徒说、胶东人蓝田说等。而且以上说法均缺乏有力的证据。这样在本世纪20年代，自胡适、鲁迅以来，学术界都认同《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
吴承恩(约－)，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先世为涟水人，后涉私阴（今江苏省淮安）。曾祖吴铭，为余姚训导；祖父吴贞，任仁和教谕。“两世相继为学官，皆不显。”终于没落为商人的家庭。父吴锐，四岁丧父，由母梁夫人领取私山阳故土居住。因“家世儒者，无资，且颠沛宦游，归益贫”。吴锐娶徐氏以后，就继承岳父的家业，经营彩缕文毂，薄利多销，以养家糊口。说到吴锐，他是一个不善经营的小商人，闲时喜欢读书，具有文人的正义感。但是，在官府和社会的欺凌面前，也只能采取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悒郁到73岁时撒手人寰，留下寡妻幼子苦熬春秋。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吴承恩在少年时代，便被市井中人称做“痴人家儿”，回家来既“恚啼不欲饮”，嗷嗷于不平的人间。
第一，少年时期，发愤读书，试图考取功名。吴承恩“髫龄即以文鸣（著名）于淮”，但又“屡困场屋”。但在父亲吴锐看来，常常受乡里恶少欺负和官府吏胥的敲诈，是因为家中没有人做官，所以，极其渴望儿子能考取功名，光宗耀祖。而吴承恩自少年起即发愤向学，博闻强记。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序载云：“（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陈文烛为吴承恩诗词选所作的《花草新编序》中又透露道：“生有异质，甫周岁未行时，从壁间以粉为画，无不肖物；而邻欠命其画鹅，画一飞者，邻父老曰：‘鹅安能飞？’汝忠仰天而笑，盖指天鹅云。邻父老吐舌异之，谓汝忠幼幼敏，不师而能也。”
《中国文学史》一书说：“他从幼年起，就爱好神奇的故事传说，‘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父师呵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因之他具有丰富的民间神话和传说的知识，同时直接及间接地吸收了民间说话传统中的好东西，熟悉了这种形式，并且提高了自己的表现能力，这就使他能在《西游记》这部幻想小说里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才。”
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吴承恩的科举之路，这里，我们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当时科举制度。明洪武元年（）三月下令设科取士，十月定国子学制度，十一月用孔子五十六世孙孔希学袭封衍圣。翌年，令郡县立学校。三年（），京师与各行省大规模开乡试。明朝的科举分为乡试和会式两级。子、午、卯、酉之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乡试，也叫秋闱。考中者称为举人。辰、戍、丑、未之年，各地举子会集京师举行会试，也叫春闱，考试合格者称做贡生。“贡生再经过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考试合格者统称进士，分三甲张榜公布：一甲三人，分别是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所有进士均由朝廷委以官职。这一切很快就制度化了。”
洪武十七年（）三月，由礼部奉命颁布了科举成式，规定乡试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经义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四书》义主朱子集注经义，《诗》主朱子集传、《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第二场试论一道，判语五条，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第三场试经史策五道。”如此，科举考试的规则，考试的内容及被制度保证的利益，都已经得到权力的认可，但是知识与思想的边界却被限制得越来越窄。这种滥用皇权的行为，实际上不是为国家选拔人才了，而是为专制政权选拔奴才，严重阻碍了文化的进步，造成了学术必然衰颓的趋势。
第二，中年时期，目睹封建统治弊端，提出改良主张。由于科场和官场双失意，认识到了当时政治的黑暗，社会的不平，于是提出了实行“王道”、“德治”的政治主张，希望革除科场，官场弊端，以便早日实现自己考取功名的愿望。那种入世的情节一直不减。
到了明朝永乐年间（-），朝廷又编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由成祖亲自作序，把“有发明经义者取之，悖于经旨者去之”，以致造成更多的“学者幼而读之，老而不知一言为可用者”，把本来具有相当深刻批评的程朱学说，演义成了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的诠释文本。到了吴承恩生活的青年时期，即正德、嘉靖年间，这种思想被主义强奸得淫苦的症状越来越明显，以致范景文在《来禽馆文集序》中说：“今之治攻具者，生吞注疏之剩语以为理学，襞缉策论之蠹括以为经济”。王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甚至说到，由于思想边界的限定，很多士人只能将聪明智慧转向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词章之学，并“纷纷藉藉，群起角立于天下”，甚至“时君世主，亦昏迷颠倒于其说”。此时的吴承恩在思想、信仰、文化上受到强烈撞击。遇到了家乡的名人蔡昂的赏识，曾作《鹤江先生诔》说，“昔受公知，昉（始）于童孺；登门识李，即以斯文见赏。”⑤再后来，与沈坤交往，沈坤是南京国子监祭酒。据说在嘉靖三十四年（），倭寇入侵时，沈坤组织了一个千人的民团进行抵抗，并邀吴承恩作军师帮助出谋划策，大败倭寇，保卫家乡的平安。
吴承恩大约在26岁前后与淮安望族叶氏之旁支的叶氏成婚。嘉靖二十三年（），已经44岁的吴承恩才补上岁贡生，在差不多熬了七年之久，才于嘉靖二十九年（）入京候选。在京的三年多时间，正是奸相严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炙手可热之时。吴承恩入京候选的正月，恰逢严嵩70大寿，他与儿子严世番操纵政权，气焰熏天。傀儡皇帝明世宗佞道，根本不理朝政，只在西苑修道祷天，“不问苍生问鬼神”，把国家的政治搞得乌烟瘴气，致使民怨鼎沸。吴承恩《赠沙星士》说：“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吏部候选的结果出来，吴承恩终获浙江长尖县丞的卑微官职。正如他在七言诗《长兴作》诗中所云：“风尘客里暗青袍，笔砚微闲弄小舠。祗用文章供一笑，不知山水是何曹。身贫原宪初非病，政拙阳城敢惮劳。”诗中抒发了吴承恩初学尝海不惮冗务的感叹，也有啸傲江海的遐想。
第三，老年时期，以小说为武器揭露封建社会的丑恶现象。吴国荣在《射阳先生存稿跋》中叙之：“屡困场屋；为母屈就长光倅，又不谐于长官，因‘耻折腰’和母老家贫，第一次仕作吏，仅约一年便拂袖而归。”尔后，他还得过一个闲职，未到任便退官回淮安了，从此再未步入仕途。淮安汉为淮阳县，明为山阳县，淮水在城北五里流过。斯地江湖纵横，风光旖旎，地杰人灵，民风淳朴，民歌、民间传说灿若星汉，而哺育一代文豪吴承恩著出千古名著——百回本《西游记》。
吴承恩晚年无子，景况凄凉，唯有一支铁笔插向暮色苍茫的天地间。在为唐人传奇志怪小说《禹鼎志》做的自序中，“吴承恩自述道：‘幼年即好奇闻’，‘每偷市野言稷’，‘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③家庭环境的影响，考取功名的愿望与炎凉，官场倾轧的黑暗与无奈，封建社会上层的丑恶行径，终于促使吴承恩化沧海为心田，著作出百回本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作者深感在现实社会中，自己的政治思想不能实现，对于当时那些‘五鬼’、‘四凶’，‘欲起平之恨无力’，于是就在民间传说创作的基础上，创作《西游记》这部神话小说，对封建社会里那些腐败黑暗的种种妖魔鬼怪进行扫荡了。”老年时期的他，在政治思想上发生了变化。已经没有了创作的《西游记》时，想要的揭露和批判封建统治者的丑恶行径，采取措施改良封建统治。
今天我们能查阅的吴承恩诗词古文的合集《射阳先生存稿》四卷本，含诗赋一卷，文三卷。第四卷的存词38首。吴承恩死后，其表外孙丘度整理的。书初刊行时，距吴承恩去世不到10年。万历十八年（），《射阳先生存稿》有陈文烛和李维桢的序与前一年吴国荣所撰的跋。老友陈文烛在序中，对吴承恩推崇备至，比拟为陆贾，枚乘、匡衡、陈琳、鲍照、赵嘏和张耒，称吴承恩为“文潜之后，一人而已，真大河韩山之所钟哉！”
正如歌德的《浮士德》的情形一样，百回本《西游记》并非全是吴承恩一人的功劳，而是在《大唐西域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平话》、《朴通事谚解》及《西游记杂剧》等的基础上，经吴承恩最后集大成。《西游记》的续书有南潜（董说出家后的法名）著作的《西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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