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远古文明（公元前万年～公元前21世纪）
元谋人
公元年中国冰川学家进行考察时，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了“元谋猿人”。主要发现有猿人的左、右上内侧门齿两颗，用古地磁测定法检测，这两枚牙齿化石属同一青年男性个体。后来在元谋猿人化石所在的褐色粘土层里，发现用石英岩打制的刮削器四件，在这个地区还采集到其它的石制品十几件。在厚约3米的三个地层中零星散布着炭屑，还并存有烧骨，是否人工用火的遗迹，现在尚不能断定。和元谋猿人化石并存的有多种哺乳类动物化石。这些动物有许多是食草类动物。经鉴定，元谋人距今大约为一百七十万年左右，是在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它确证了中国人的历史起源和存在。
根据化石，我们可以推测出：一百七十万年以前，云南元谋一带，榛莽丛生，森森郁郁，是一片亚热带的草原和森林，原始，爪蹄兽、最后枝角鹿等第三纪残存动物在这里出没。再晚一些，则是桑氏鬣狗、云南马、山西轴鹿等早更新世的动物。它们大多数都是食草类野兽。元谋人使用原始的石器捕猎它们，以获得自己的生存。元谋人制造和使用这些石器，后来中国人的文明就这样开始萌动。
蓝田人
年，考古学家在陕西蓝田县发现了中更新世时代的猿人化石，被称为蓝田人，距今约有八十万至六十万年了。所发现的化石有头盖骨一具、上颌骨和下颌骨各一具，还有牙齿十余枚。头盖骨骨壁极厚，额骨很宽，向后倾斜，眉脊粗壮，脑容量小，估计约为毫升。此外，还发现有打制石器和一些动物化石。
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是完全的直立人，而且是亚洲北部最早的直立人。
直立起来，这是成为人的重要标志。
北京人
北京人的发现是本世纪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的重大收获。
年，有人偶然在北京周口店附近龙骨山上的一个天然山洞里发现两颗古人类牙齿化石。这洞东西长余米，南北最宽达40余米，最狭处仅2米，高40余米。后来，考古工作者从这里发掘出六个完整的头盖骨、一百五十三颗牙齿等代表着四十余位男女老幼个体的骨化石及一万多件石器工具。根据第十一号头骨化石复原的北京人头像，是人类学头像复原的首例。据研究测定，周口店北京人的脑容量为毫升，比现代人的平均脑容量0毫升还有较大距离，但从脑膜上语言区部位隆起的现象分析，他们已经有了简单的思想和语言。
那时，周口店一带三面有青山环绕，北京人为了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为了对付各种凶残的禽兽侵袭，经常二、三十人在一起，过着群居生活。一个山洞就是一个群体的“家”，“家”内的人们过着没有婚姻禁约的血缘群婚生活。他们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劳动分工，只是按照习惯，年迈体弱的留在家中照顾幼儿，或者干一些轻微的活儿，不过，他们还有一项十分重要而神圣的任务——看护火种。因为那时的北京人尚未学会人工取火，只能将雷击引起的天然火种引到洞内，安排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看护，使之不致熄灭。当需要烧烤食物、取暖或照明时，就添加柴禾，使火旺盛起来。
在希腊神话里，普罗米修斯为人类从天神宙斯那里偷火，而中国的古史传说则是燧人氏“钻木取火，炮生为熟”，火是人自己发明创造的；从地下的史料发掘看，欧洲人是在四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摩斯特里安期，才有人使用火的确凿证据，而周口店北京人的遗址里，有成堆的灰烬，紫、红、白、黑、黄，五色缤纷，却是五十万年以前人使用火的实在遗迹。
人掌握了火，不仅能驱寒取暖，还能用作与野兽搏斗的武器，更重要的是，火使人从生食到熟食，体力和脑力都得到大幅度提高改善。可以看出在火光中，人的生活方式变得更积极，走向文明的步伐也大大加快了。
北京猿人有较多的原始性状，头骨低矮，其最宽大的位置在颅骨基部，前额低平并且明显向后倾斜，眉脊骨粗壮并向前突出，颅骨很厚，平均厚度几乎为现代人的一倍，面骨粗大，眼眶深而宽阔，鼻骨很宽，鼻梁较平扁，颧骨高而向前，上颌明显突出，下颌宽大并向下后方倾斜。牙齿的齿冠和齿根都比较粗大，咬合面有复杂的纹理。北京猿人的肢骨仍然带有一些原始性质，如股骨稍稍向前弯曲、因管壁厚而使髓腔较小、股骨主干上部平扁等，但是其总体特征则与现代人相近。北京猿人遗址所发现的各种石器有一万七千多件，此外还有大量石片和石器。据研究，北京猿人采用砸击、锤击、碰钻等方法制造石核。据考证，北京猿人生活在距今约五十余万年到四十余万年之间。
河套文化
河套文化是约五万年前至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留下的遗址，在内蒙古萨拉乌苏河六湾沟一带的峡谷峭壁上。在河、湖生成的细沙、淤泥和风成的沙丘底层，发现了丰富的动物化石。其中有晚期智人化石二十三件，包括额骨、枕骨、肩胛骨、胫骨和牙齿等。还有用石英和燧石打制的刮削器、尖形器、楔形石器、钻具和雕刻器等共五百余件。这些石器的特点是器形小巧，因而被命名为“细小石器”。这里的动物化石被称为“萨拉乌苏动物群”，有最晚鬣狗、诺琪驼、河套大角鹿、披毛犀、原始牛、王氏水牛、赤鹿、蒙古野马等三十多种，虽然我们已不能亲眼目睹，可是凭想象，我们也能感觉到，那是一个多么壮观的原始草原动物园！
与河套文化基本同时，宁夏灵武县水洞沟文化遗址出土了一千多件石器，它们包括用硅质石灰岩、石英岩、砂岩、燧石等作原料打制的刮削器，以及柱状石核和长石片。
河套文化和水洞沟文化的遗址里都有人工使用火的痕迹，这代表人类的文明已开始持续发展。
中石器文化
中石器时代，也叫续旧石器时代，这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转折期。从地质年代说，这时是全新世，属于冰后期。
约一万年以前，中国开始步入中石器时代。但是发展却不平衡，当中原地区已经完成了转型而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边远的一些地区仍然停留在中石器文化时代。
此时的气候比旧石器时代变得更暖和了。人类仍然靠采集植物果实、打渔和狩猎生活，还没有发展出农业和畜牧业。但用间接打击法制作的细石器变得更流行，更典型。一些用磨制法做成的石器也出现了。
从考古发掘来看，这个时期还有些朦胧，遗址调查出来不少，但出土的文物还不多，因而无法完全判断当时的文化状况。
怀仁县的遗址和内蒙古大窑、广东省西樵山的另外两处，是中国历史前时期的三大石器制造场所。
山西省怀仁县鹅毛口村附近，年发现了公元前～公元前年间二万平方米的一处中石器制造遗址。发掘出来的石器除了有大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等之外，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石斧头、石锄头、石镰刀等，这是中国最早的农具，中国人开始经营农业的证据。这些农具的制造程序是先打制毛坯，再敲击凸棱，最后磨光。这种制作过程生动地说明了从旧石器时期向新石器时期的演变。
一万年前的祖先扛着这些原始的农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逐步地脱离单纯狩猎的生活。他们迈出了历史前进的关键一步。
天山岩画
新疆伊犁的阿泰勒和塔城的尔塔拉等一些地区，有多处距今约一万七千年以前的岩画。天山以北的岩画中，经常可见牛、马、羊、狗、鹿、熊和鸟类等飞禽走兽，还有打猎的画面。尼勒克县的夏草场岩壁上，就刻着一个猎人拉弓搭箭，瞄准正在逃跑的野鹿，而三只猎狗则跟着主人奔驰追捕。裕民县，“红石头泉”的一块岩石上面，则是一幅美丽的放牧图：一群牛和羊在一顶帐蓬周围游荡，一个牧人伸出双手在驱赶他的牲畜。还有一个牧人则骑在马上，正在追赶那些离群的牛羊。岩画的发现不仅证明了当时人的审美艺术水平，也体现出当时的人类生存状况。
山顶洞人
山顶洞人是母系氏族公社的早期阶段。
他们是接近现代人的“北京人”。这些公元前～公元前年的化石发现于北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山顶洞。这是一个洞穴堆积，洞口朝北，里面分上室、下室和地窖。东南部是上室，东西长16米，南北宽8米，是山顶洞人起居坐卧的地方。洞西北部是下室，深达8米，保存着三具完整的人骨化石，可能是葬地。地窖里则有大量的动物化石，看来是贮藏食物等生活用品的仓库。
山顶洞发现的人类化石，属于八个不同的个体，男女老少都有。检测表明，男性身高米，女性身高米，平均脑容量已经有1，到1，毫升。无论身体外形还是智力，山顶洞人都已经和现代人没有太大的差别。对头骨、面骨等作考古测量和分析，发现山顶洞人与蒙古人种比较接近，但也有个别其他人种的特征。
在山洞遗址中发现了一枚骨针，这枚骨针长82毫米，只有火柴棍那样粗，针身微弯，刮磨得很光滑，针眼细小，针尖锐利。山顶洞人要制作这样一枚精致的骨针，是很不简单的。必须经过切割、刮削、挖眼、磨制等一整套复杂技术。这枚骨针的发明，意味着山顶洞人已经有了相当的缝纫能力，能够制作原始的服装了。他们将猎取到的赤鹿、斑鹿、野牛、羚羊、狐狸、獾、兔等野兽皮毛剥下，然后用鹿的韧带作线，拼合缝制成色彩斑斓的衣服，以防御风霜寒流的侵袭。
山顶洞人还使用打制石器，但是已经开始采取磨制和钻孔技术来制造石器、骨器。他们把砾石、兽骨、鱼骨和海蚶壳串起来，并且赤铁矿粉染在小孔中，作为佩带在脖子上的装饰品。可见当时人们已经有爱美的观念，生活也丰富起来了。更引人注目的是，山顶洞人在死者的身体上撒上含赤铁矿的红色粉末。红色的赤铁矿粉末象征鲜红的血液，他们显然认为血液就是生命的来源。死者被头朝东、脚朝西放置，可能认为灵魂在东方产生而归于西方。撮铁粉大概也伴随一些简单的仪式，祈祷死者的亡灵在另一个世界永生或再度投胎复活。
有了葬礼，也就有了审美观念和灵魂观念。原始的宗教萌芽了。
山顶洞人的种种文化成就，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组织已有长足的进步。就说山顶洞人那充满对死者怀念之情的埋葬习俗，就显然是在氏族制度的长期生活中逐渐形成的。这种人和人的关系表明，那时的氏族制度经过几万年的发展已逐步形成。
仰韶文化
公元年，在河南省西北部的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一种原始文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画有花纹的彩色陶器。依照考古学上的惯例，往往是以最先发现的遗址所在地来命名，这种文化就被称作“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目前所知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较早的一种文化。它的年代约是公元前0年到公元前年。仰韶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中游一带，包括陕西的关中、山西南部和河南大部分地区。它西面可到达甘肃洮河流域，东面到河北中部，北面到内蒙南端，南面到汉水上游。遗址一般都在靠近河流的黄土台地上。
仰韶文化是母系氏族公社兴盛繁荣的时代，已经有发达的定居农耕文化。在各遗址的发掘中就发现了粟、黍、高粱和芥菜、白菜籽等。氏族中人聚族而居，有公共的墓地，村落里的居室大小、内部陈设，墓地的安葬仪式和随葬品，各遗址都大致相同。
仰韶文化内涵丰富，有大量磨制的石器工具发掘出来，在临潼姜寨遗址还发现了黄铜片，是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铜质用品。但最能集中表现仰韶文化特征的是彩色陶器，发掘出的主要的陶器类型是手工制作的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泥质陶上有绘彩，一般是在陶器外壁上部用黑彩绘出几何图案或者植物和动物花纹。夹砂陶器上则大都拍印着粗的或细的绳纹。陶器的形制也多种多样，有盆、钵、斜沿罐、细颈瓶、深腹瓮、平底碗、小口尖底瓶等，还有少量的釜、鼎和灶。以彩陶为特征，仰韶文化又叫彩陶文化，陶器上的纹彩颜色标志着人的生命愈来愈色彩缤纷了。
半坡遗址
约公元前0年到公元前4年间的陕西省西安半坡遗址，是仰韶文化的早期代表。遗址出土了丰富的陶器，形状多姿多彩：直口弧形平底或圆底钵、卷唇斜弧腹或折腹圜底盆、平唇浅腹平底盆、直口尖底瓶、蒜头细颈壶、侈口鼓腹平底罐、短唇钦口直腰或鼓腹小平底瓮，等等。这些陶器上绘画着简单朴素而颇有意趣的纹饰，有本色的绳纹、弦纹、线纹、指甲纹、锥刺纹等，也有彩陶上的红底黑彩和红彩的动物纹、植物枝叶纹以及几何图案纹。鱼、羊、鹿、蛙、人的脸，栩栩如生；三角、圆点、折波……，耐人寻味。特别是双人鱼面纹，更是优美奇特，已经富有抽象和象征的倾向。是半坡文化中独特的审美特征。
半坡出土的陶器中有一种陶甑，分上下两层，中间有气孔相通，下边起釜的作用，上边起蒸屉的作用。这说明半坡人已懂得利用蒸气了。半坡人制作的尖底瓶，小口、大腹、尖底、打水时可自行歪倒灌满，巧妙地利用了重心的原理。陶器上的纹饰告诉人们，半坡人已懂得计数，并有了等边三角形和平行四边形的知识，人类向文明又前进了一大步。
半坡遗址中出土了许多磨制的石斧、石镰，以及蚌蠊和陶镰，还发现有窑藏的粟，在一个小陶罐中还存放着一些菜籽。这些东西是在一个可以居住四、五百人的村庄遗址上发现的。这座居住区的中心有一座大型房子，大房子四周分布有几十座中小型房子，小房屋之外有一条深宽五、六米的壕沟围绕着，形成一个完整的氏族村落。村庄遗址中除屋室外还有窖穴和栅栏，屋中还放置有许多盆盆罐罐。这种种迹象表明，半坡的原始居民们已在这里长期定居了，人口已比较兴旺了，有计划的种植经济早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主要来源。这种状况还可以用考古学家的一个统计数字来表明：经历了一百六、七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遗址，目前被发现的只有六十多处；而只经历了几千年的新石器时代的先民遗址，目前被发现的多达六千多处。不言而喻，新石器时代氏族公社已进入繁荣发展的时期了。
半坡遗址的房屋窑穴等，也都很有特点。半坡的房屋，居住面和墙壁都是用草泥抹成，有一个方形门坎，两侧围起小墙，横在门道和屋室间，屋中有一到六根柱子，屋当中则有一个灶坑。在房子中间，则夹杂分布着窑穴，窑穴的直径一般在1米左右。
河姆渡文化
公元年，考古学家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发现了一种新的原始文化——河姆渡文化。它是中国长江流域下游地区古老而灿烂的新石器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而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及舟山岛，其年代为公元前0年～公元前3年。河姆渡文化遗址共分四层：第三、四层和一、二层分别代表其发展的早、晚期。早期：约公元前0年～公元前年，陶器以夹炭黑陶为主，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等等。晚期：约公元前年～公元前3年，夹砂红陶和红灰陶占绝对优势，器形有鼎、落地式两足异形规、垂囊式等。
河姆渡文化的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在其遗址第四层较大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堆积着02米～05米厚交互混杂的稻谷、稻壳、稻杆和稻叶，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绝无仅有的，经过科学鉴定，主要属于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均在公元前0年，是迄今中国最早的稻谷实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水稻，河姆渡文化的农具除石斧等石质工具外，最有特色的是大量使用骨耜。骨耜是一种翻土工具，它们用水牛等大型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制成。此外，遗址中出土成堆的橡子、菱角、酸枣、菌类、藻类、葫芦等植物遗存，反映了当时采集业较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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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匕、锯形器等器物，磨制精细，一些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绝伦的实用工艺品。发达的木作工艺是河姆渡文化手工业的又一特色，已出土的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凿卯带榫，尤其是发明了较先进的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在第三层出土的一件木质漆碗，瓜棱形圈足，外表涂有红色涂料，微显光泽，经鉴定与马王堆汉墓出土漆皮相似，为生漆，这是迄今中国最早的漆器。
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动物遗骨，有哺乳类、爬行类、鸟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四十多件，其中鹿科动物最多，仅鹿角即有四百多件，其他像淡水鱼在遗址中到处可见，生活在沼泽地的鸟、鱼等动物骸骨亦较常见，这些东西是当时主要的猎狩、捕捞对象，使用的鱼猎工具有骨镞、木矛、骨哨、石丸、陶球等。
河姆渡文化的主要建筑形式是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在遗址各层都发现了与这种建筑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发现的为最早，与北方地区同时期的半地穴式房屋有着明显区别。
河姆渡文化的早期遗存与马家浜文化罗家角类型，年代相当，陶器中的六角形口沿的盘盆类和弧敛口双耳钵等制形相接近，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而河姆渡文化晚期则分别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文化大体同时，马家浜类型的素面腰沿釜，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偶有所见，而河姆渡文化晚期富有特征的垂囊式，在马家浜类型中也有个别发现。河姆渡文化晚期可能受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强烈影响。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发达的新石器文化，比同时期的黄河流域毫不逊色，其中某些文化因素，如夹炭黑陶中的鼎、豆、壶为代表的礼器组合，水稻的栽培，为以后的商、周文化所吸收，成为当时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因此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渊薮，代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趋势的另一条主线，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截然不同。
红山文化——北方新石器文化的代表
可以说，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代表，它的得名缘于年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发掘而出。分布于辽宁、内蒙古和河北的交界地带，除具弧形篦纹陶和细石器等遗存外，还有彩陶共存，农业经济的色彩也更加显著，它与以彩陶文化著称的仰韶文化联系较为密切。经过发掘的遗址还有赤峰蜘蛛山、西水泉、敖汉旗三道湾子、四棱山、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等。相对年代大致与仰韶文化相当。放射性碳素断代测定为约公元前3年。
考古学家发现，红山文化的遗物有石器、陶器和精美的玉器。石器以磨制为主，而以掘土工具最具特色，有烟叶形和鞋底形两种，形体较大。收割工具有通体磨光的桂叶形石刀，背部有穿孔，加工工具有石磨盘、石磨棒，此外还有打制的砍砸石器和石镞、石核，加工都很精细。陶器有夹砂和泥质两种，均手制。夹砂陶多为褐色，作为餐厨和容器，器表留有炊烟痕迹。主要器形以大口深腹罐和斜口罐为代表，器底有编织物的印痕。泥质陶器多为红色，有钵、盆、罐、瓮、碗等，主要饰纹是黑色或紫色的彩绘，彩绘内容以平行线纹、三角形纹和鱼鳞形纹为主，这种具有丰富彩绘陶器的遗址在北方地区是仅见的。最能体现红山文化手工艺水平的则是制玉工艺，其玉器制品分三类：一类是写实的动物群，有鸟、蝉、鱼、号鸟等；二类为人的装饰品，有长方勾云形佩饰、三连环佩饰；第三类是虚构的玉龙、玉虎、玉兽等形象。这些反映了其制玉工艺水平的高超。
在建筑方面，红山文化的房屋建筑多为方形半地穴式，已发现的有在喀左东山嘴的石砌建筑群和牛河梁的“女神庙”建筑遗迹。东山嘴石砌建筑的中心是一座大型房基，东西长米，南北宽95米，房基周围是石墙基，成对称状，房基前面有石圈形台址和多圆形石砌基址。“女神庙”的主体建筑既有主室，又有侧室，以中轴线左右对称，另配附属建筑，形成多单元对称、以主室为中心的殿堂雏形，对研穷我国五千年前早期寺庙的起源与形式提供了珍贵资料。
红山文化的墓葬共发现十五座，其中三官甸子遗址中五座，牛梁河遗址中三座。三官甸子墓地以土坑石棺墓为主，大墓在墓地中心，附葬大量的玉雕饰品，小墓短、窄，且无随葬品。墓地中常有附属建筑和出土祭祀明器。牛河梁遗址墓内堆满石板，墓外随葬彩陶筒形器，中心主墓墓室建造规整，单人墓随葬品多而精美，次墓简陋，随葬器或少或无，表示墓主人间身分地位等级的悬殊差别。
另外，红山文化的遗址内发现的大量石刀、石磨、磨棒等收割和加工工具，表明红山文化居民过着定居的原始农业为主的生活。同时存在的一些猪、牛、羊的骨骼和石镞、鹿、獐等动物的骨骼说明当时的畜牧业和鱼猎技术也达到一定水准。
马家窑文化
考古学家声称马家窑文化集中反映了甘青地区的原始文化，延续了仰韶文化的一枝并揉进了地方特色，形成一个以甘肃为中心，东至陕西西部、西达河西走廊和青海东北部，北及甘肃北部和宁夏南部，南抵四川北部的地方性原始文化，延续至齐家文化。它包涵了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四个发展阶段。
从马家窑遗址可推测：马家窑文化的自然环境很适宜人类生存。我国北方地区较普遍的旱地农业比较发达，主要种植粟和黍。农业生产工具有翻地用的石铲，收割用的石刀、骨剔刀，用作谷物加工的磨盘、磨棒、石杵、石臼等、饲养业在马家窑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饲养牛、羊、猪、狗等家畜和鸡等家禽。渔猎业已退居二位，作为农业和饲养业的补充。狩猎工具多为石制或骨制，如石镞、骨镞和石弹丸、矢菔等，狩猎对象主要为鹿类。
马家窑文化的制陶业相当发达，创造了灿烂的彩陶文化。当时的制陶规模相当大，原始氏族公社成员有组织地进行劳动生产，基本上具有制陶、彩绘、烧窖等程序，并由专业工匠来完成。所以，制作相当精美，彩绘绚丽繁缛，产量也很大，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彩绘成为马家窑文化的一大特征。彩绘图案主要有人像纹、几何纹、动物纹、S形纹、葫芦纹等。并且出现了五人连臂的舞蹈纹和相当完整的人体全身塑像彩陶，工艺水准达到了新的阶段。部分彩陶上出现了“+”、“-”、“×”、“○”等十多种用黑笔写的符号，可能是作为记数的手段出现的。彩陶一般饰一层红色或紫色陶衣。而图案则用黑色描画。到马厂时期出现了慢轮修整陶器的技术，已经逐渐走向成熟。
在当时，制石、制骨、制玉、纺织、冶练及木作等原始手工业都有了长足的进展。石器磨制技术，石、陶制作的纺轮、串珠等装饰品，在当时都已经比较普遍。在甘肃东乡林家遗址中出土的铜刀和铜碎块，为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制品，证明当时已初步掌握了制铜技术。
马家窑文化的房屋主要分布在黄河及其支流两岸的土地上，缘水源而居的情况相当明显。房屋的建筑形式较多，有半地穴式的方形房屋，平地起建的圆形房屋和多间相套、平地起建的房屋。房屋结构的演变，说明氏族大家庭逐步向小家庭过渡。马家窑文化的墓葬反映了当时母系氏族社会向父权社会过渡时，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墓葬的形制有长方形、方形土坑竖穴墓、圆形墓、椭圆形墓、不规则形状墓等。在兰州土谷台发现的土洞穴墓，把我国洞穴墓发生的历史上溯到新石器时代。葬具主要有木棺和石棺，也有没有葬具的。葬式主要有仰身直肢葬、屈肢葬、俯身葬，二次葬和孩童用的瓮棺葬。以单人葬为主，也有多人合葬墓，并出现了家族合葬、集体合葬及主仆合葬现象，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随葬品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三大类。随葬品的多少差异很大，而有的空无一物，有的却有原始的鼓。多用日用陶器及珍稀陶器随葬的，则为氏族中有地位之人，领主、族长之类。
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是黄河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年发掘的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山东省泰山周围地区，延及山东中南部和江苏淮北一带。年代约始自公元前4年，到公元前2年，发展成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早期约在公元前4年～公元前3年之间，以刘林、王因遗址为代表。中期约在公元前3年～公元前2年之间，以大汶口墓地早、中期墓为代表。晚期约在公元前2年～公元前2年之间，以大汶口晚期墓为代表。
大汶口文化以农业经济为主，种植适合黄河流域的耐旱作物粟。农业生产工具有石铲、鹿角锄等，木质农具如耒、耜等已经出现。三里河遗址中发现了贮藏的窖穴，表明当时已有较多的剩余粮食，农业经济达到较高水平。
大汶口文化的饲养业比较发达，饲养猪、狗、牛、羊、鸡等动物，渔猎经济仍然占有一定的比重，骨镞、角质鱼镖、网坠等遗物表明当时居民在进行狩猎和捕鱼。当时还出现了一种大汶口文化特有的獐牙刃勾状器，鹿角为柄，可用来捕鱼和切割，为多用途复合工具，是大汶口文化的代表之一。
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制作工艺在不断发展。早期以红陶为主，形状简单，还有火候不足造成的一器多色的现象。中期盛行灰陶，陶制品的种类明显增加。晚期则以黑皮陶为主，陶胎为棕红色，少量为纯黑陶。轮制技术的广泛使用使陶器制作获得长足的进展。晚期出现了快轮制陶工艺，用一种新的制陶原料，产生了一种质地坚硬、胎薄而均匀，色泽明快的白色、黄色、粉红色陶器，统称为“白陶”。大汶口文化制陶工艺最高水平的代表为薄胎高柄杯，造型优美，色泽鲜亮，集实用性和观赏性为一体，成为龙山时代蛋壳黑陶的祖先。制石、制玉、制骨等手工业在大汶口文化中也已经比较发达。
大汶口文化的房屋有圆形半地穴式，屋顶为木质的原始梁架结构，屋顶呈圆锥形。还有方形平地起建式，墙基挖沟槽，沟内填黄土立木柱砌建而成。当时的房屋大多结构简单，面积不大，小家庭式住屋。
大汶口文化早期已是母系氏族制度的尾声，而中期和晚期，则已是父系氏族社会了。这时私有制已在氏族公社经济中萌芽，出现了富有家族与贫困家族。这种社会状况可以从大汶口的葬仪中得到证实。
在大汶口墓葬中，明显地分成大墓和小墓群。大墓中，死者往往使用几十根原木横竖咬合，叠成“井”字形棺椁，随葬有大批财物。其他大汶口文化墓葬中也是这样。有的随葬陶器多达一百二十多件，远远超过了死者生前的实际生活需要。有的还随葬有镂花象牙筒、鳄鱼鳞板、玉铲、宝贝、龟甲等珍奇物品，以显示其生前的富有。可是其他许多小墓却只挖有才容得下尸体的小坑，除一具白骨之外，别无他物这表明，大汶口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原始社会已经逐渐走向解体。
西藏卡若遗址——高原上的文明曙光
在滔滔不息的澜沧江上游，西藏昌都城东南的卡若西村，有一处公元前2年至公元前年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范围达一万平方米。这是已发现的中国海拔最高、经度最西的新石器遗址，为学者们提供了更广阔的古代人类居住范围。
遗址的遗存物可以分成早、晚两期。在二十八座房屋遗址中，一种是半地穴式或地面营建的草拌泥墙建筑，房屋的平面有方形、长方形和圆形三种，品等屋顶用铺排椽木再涂抹粘土构成，屋顶和墙壁的内面都经火烧烤过。一般在房子中部设有炉灶，但也有仅仅用三块石头支起一个简单设施的。这是早期房屋的一般情况。另一种则是半地穴式石墙建筑，墙壁用砾石贴靠着坑壁垒砌而成，屋内和石墙的周围都有柱洞遗留，屋内平面则呈方形和长方形。这是晚期建筑，显然比早期的房屋要有更独特的建筑形式和更进步的建筑技术。
出土的遗物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等、石器中有大型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骨器中则有骨针、骨锥、骨刀、骨制饰品等。陶器以夹砂陶器为主，器型有钵、盆、罐等，大多数是小平底器，器型简单，也比较粗陋，相比于中原文化较差。早期的西藏文明显示，中华文明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混合体。
氏族公社的解体
到父系氏族公社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私有制的产生，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出现，个体家庭逐渐代替父系大家庭，而成为独立的生产单位，“同族共财制”也逐渐消失。氏族社会逐步转化为多个个体家庭的组合。适应个体家庭的需要，人们房屋的布局和式样都发生了变化，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那种大房屋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单间、双间的房屋。在河南南阳黄山发现的一处房屋遗址，其中一部分房屋是六间连在一起的，有的是单间，设有单独的炉灶；有的是双间互通的，设有一个炉灶。这说明那时的人们已经过着个体家庭生活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来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全体氏族成员集体农耕、集体出猎的制度，也逐渐被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生产所代替。劳动生产物也成为家庭占有，于是各个家庭的生产过程中开始有了自己的剩余产物，首先是畜群、生产工具、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等逐渐成了家庭的私有财产。由于生产条件不同，劳动力强弱不同，工具和技术上的差异，再加上其他因素，如氏族贵族凭借权势，侵吞财物等，从而造成了各个家庭之间占有财产多少不同，于是贫富不均产生了。
考古学家在广东省曲江县马坝镇西南石峡，发掘出一处遗址，面积约三万平方米。遗址发掘出墓葬六十四座，一般是长方形土坑墓。这些墓坑作工细致，大多数都经过烧烤工序，较大型的墓坑填土还经过夯打。死者不管是成年人或者小孩，都是单人葬，以二次葬比较流行，一次葬则相对少一些。
在二次墓葬中都有两套随葬品，主要是陶器，有鼎、釜、豆、盘、罐、壶等不同形制的器皿，其中盘式鼎和子母口的三足盘更为常见。这些墓葬中还常常随葬一些劳动工具，如有的墓中发现成套的石凿和石锛。另外的一些墓葬中则随葬有战斗用的武器，如石镞和长身亚腰斜弧刃的石钺。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小墓葬，里边的随葬品却非常稀少。这说明贫富悬殊的阶级分化现象在当时的社会里已经很明显，私有制正在迅速地发展，氏族公社迅速瓦解。
三皇的传说
我国的历史自盘古代开天辟地起，其后传说我国的远古和上古时期出现过伟大的三皇五帝，他们大智大勇，无所不能，做了很多造福于人类的事。由此往下世代相传，才有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亿万众生。因此后来就有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句话。但是，距今相当遥远的三皇五帝是谁？由于古籍记载各异，直至今天也难以确定。
最早提出“三皇”这一统称的是《吕氏春秋》，最早具体指出三皇为何人，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李斯奏议。李斯奏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此后关于三皇是谁的不同记载便陆续出现，如《三五历记》记载，是天皇、地皇、人皇；《春秋纬·运斗枢》则记载是伏羲、女娲、神农；《白虎通义》说，是伏羲、神农、祝融；《通鉴外记》却说，是伏羲、神农、共工；《礼纬·含文嘉》又说，是燧人、伏羲、神农。由此看来，即使天、地、人、泰四者尚不十分具体，暂不计算在内，可称三皇者仍有六人之多。
为什么上述古籍的不同记载皆以“三皇”为限呢？这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极为崇尚“三”这个字，认为它具有增加和发展的含意，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皇”字又是一个神圣而高尚，权威无比，主宰万物的称号，所以尽管对三皇的解释不尽相同，但三皇的总称却一直未加更动。那么，究竟谁配称三皇呢？我们发现，伏羲、神农二氏为上述诸说所共有，由此二者先入为主，应无问题。
剩下的几位原始英雄各有功德。先看女娲，这位女英雄乃是神话中人类的始祖，传说人类由她和伏羲兄妹相婚而产生，后来他们禁止兄妹通婚，制定了婚礼，反映了我国原始时代由血缘婚进步到族外婚的情况。还传说她曾用黄土造人，并炼五色石补天，折断鳌足支撑四极，治平洪水，杀死猛兽，使人民得以安居等等。这位女英雄果然劳苦功高，列为三皇是当之无愧的。次看燧人，他是传说中人工取火的发明者，相传远古人民原本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是他钻木取火，教人熟食，促进了人类的进化，他的这一宏伟业绩正反映了中国原始时代的人，从利用自然火进步到人工取火的情况。燧人氏于人类有如此大功，进入三皇之序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再看共工，此人是古代传说中的天神，据《淮南子·天文》记载，他曾与颛项争夺帝位，“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共工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功绩显赫，自然也当列为三皇之一。最后看祝融，据《山海经》记载说：他是一位“绝地天通”使入神分界的英雄，身手不凡，功劳也不小，进入三皇之序也是合情合理的。
由于女娲、燧人、共工、祝融四位各有各的丰功伟绩，谁也不比谁逊色，因而我们论功定位的做法也是徒劳无功。那么，有没有言之成理的见解呢？有人认为由燧人、伏羲、神农并称三皇为好。理由是，燧人的名字，反映了原始人的学会用火，而伏羲和神农，一个反映了原始人的肉食屠宰；一个反映了原始人的庄稼采撷，他们三者统称三皇正是当时生活的写照，客观地反映了那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此外按《尚书·大传》的解释：燧人用火，“火，太阳也。阳尊”，所以燧人便是天皇。伏羲在人间活动，是人皇。神农掌握并开发地力，是地皇。这样解释与上文所引《三五历记》中“天皇、地皇、人皇”的说法也能沟通。这种看法是否合适？由于缺乏确凿的史料记载，今天我们只能凭推断来下定义。还有待于日后的证明。
五帝的传说
三皇无定说，自古如此。那么五帝的情况又怎样呢？五帝说大概形成于周、秦之际，“五”字的应用也是很有讲究的，如：东、南、西、北、中为“五方”，金、木、水、火、土为“五行”。以“五”来根据自然和社会，与“三”同样具有特殊的地位。古人把“五方”、“五行”之说应用于社会，便产生了“五帝”的概念。五帝是谁？这个问题也是其说不一，难以定论。《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礼记·月令》的记载是太嗥、炎帝、皇帝、少嗥、颛顼；《帝王世纪》的记载是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等等。这些不同说法中哪种说法的理由比较充分呢？《史记·五帝本纪》立说的根据是，黄为中和之色，象征万世不易，黄帝制作了不容更易的制度；颛等于专，顼代表正，颛顼之名是专政天下之道的意思；喾，极也，其意为能穷极道德，是最讲德行的；尧等于亮，有清妙高远之意，人们认为他能博衍众圣之长；舜，意味着绵延下去，是能继承并推行尧道的含意。看来这种认识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的，反映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已出现了制度和实行某种专制的统治者，已开始向阶级社会迈进了。所以这样解释还是比较可信的。《礼记·月令的解释是以五方说，五行说为根据，如：“东方木也，其帝太白皋……；南方火也，其帝炎帝……；中央土也，其帝黄帝……；西方金也，其帝少白皋……；北方水也，其帝颛顼……。”这样认识虽难免有臆断成份，但还符合当时人的认识水平。今天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札记·月令》的解释恰好包括炎、黄二帝在内，从这个角度看，也是有可信的成份的。至于哪一种是正确的，只能让后人去证明了。
黄帝，是稍后于炎帝出现的一个大帝。在三皇五帝中，他的名声最响，业绩累累，被推为中华民族的老祖宗。我们称炎黄子孙，就是把黄帝和炎帝作为祖先崇奉的最好证明。
传说在约五、六千年以前，中国大地上已是一片兴旺的景象。北方住着狄人，西方住着羌人，南方住着苗人，东方住着夷人，等等。
东方夷人的首领叫蚩尤。兽身人言，吃砂石，以金作兵。还会作雾，打起仗来很厉害。黄河中游居住的羌人中，也有位了不起的英雄叫共工。羌人“振滔洪水”，危害了下游夷人的利益，双方开了战争。结果，蚩尤把共工氏打败，共工一怒之下，竟以头触不周之山，直撞得“天柱折，地维绝”。从此就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了。
接着，打了胜仗的蚩尤又同北方氏族部落的首领黄帝动干戈。开始蚩尤占了优势，直追到黄帝的后方涿鹿。这时，黄帝和羌人的首领炎帝结成联盟，在涿鹿同蚩尤进行决战。蚩尤又造了大雾来使黄帝的士兵迷失方向，可黄帝发明了“指南车”，在大雾中士兵们也能准确地辨别方向。后来，黄炎联盟取得了大胜，蚩尤被捉到杀死了。他是历史传说中的第一个负面人物。
黄炎联盟在打败蚩尤以后也走向破裂。起因据说是“炎帝欲侵凌诸侯”，想争夺盟主的地位。可是，“诸侯咸归轩辕”，都被黄帝争取过去了。结果，双方诉诸武力，在阪泉摆开了战场。双方打得很艰苦，黄帝“三战，然后得其志”。炎帝一败涂地，黄帝声威大震。四方首领公推黄帝做了“天子”成为中原盟主。
相传黄帝做了“天子”以后，发明了许多东西，如衣裳、舟车、宫室。又命臣子伶伦制乐器，大挠作干支，仓颉造文字。黄帝的妻子嫘祖还教人们养蚕。从此，天下大治，人民安乐。黄帝是战争中的胜利者。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打破了氏族的狭窄界限，推动了各族人民的融合，逐渐形成了古老的华夏族，即汉族的前身。因而，后人又尊黄帝为华夏族的始祖，把一切文物制度的创立都归功于黄帝，称黄帝为“人文初祖”。
传说黄帝陵就是黄帝之墓，黄帝陵所在的县治就叫黄陵县。黄帝陵是国家重点保护的文物单位之一。那里有陵墓、殿宇、碑石、还有数万株苍松古柏，雄姿勃勃，郁郁苍苍，看守着华夏民族先祖的故灵。
颛顼相传是黄帝子昌意的后裔，号高阳氏。被黄帝征服的九黎族，到颛顼时，仍奉巫教，杂拜鬼神。颛顼禁绝巫教、逼令九黎族顺从黄帝族的教化。当时南方苗族又逐渐向北发展，自颛顼到禹，传说中常见苗族、黎族与黄帝族的不断冲突。
帝喾相传是黄帝子玄嚣的后裔，居西毫，庆都生尧，常仪生挚。《左传》文公十八年，季文子说，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号称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号称八元。这十六族世世有声名，尧没有任用，舜举用八恺，使主管后土，地平天成；又举用八元，使主管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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