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李自成进京的画作
“鼍鼓雷鸣桑落洲”——再说李自成结局文│林硕
明末清初的动荡岁月为后人留下了太多的历史公案，“李自成的结局”便是其中颇为扑朔迷离的一桩。对于“闯王”的殉难地点，向来莫衷一是。目前，流传较广的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通山九宫山说”“通城九宫山说”“黔阳罗公山说”“石门夹山说”，以及“镇远清溪说”。然而，尚有一种结局鲜少被提及，即“宿松桑家口说”。至今，在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仍流传着“僧人打死李闯王”的传说。这不仅是一段保存在民间的珍贵历史记忆，也给后人平添了几许疑问。笔者通过查阅史料，大致勾勒出李自成殒命宿松的原委始末，以及此说长期湮没不彰的成因。
撤离北京，转战荆襄
明崇祯十七年（）四月底，本已约定投诚的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对抗李自成，双方在山海关附近的一片石展开激战。是役，李自成统帅的大顺军精锐被击溃，退守北京。眼见敌兵将至，李自成决定撤回陕西老家。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紫禁城武英殿登基，“追尊七代皆为帝后……自成被衮冕，列仗受朝”（陈鹤《明纪》卷五十七），旋即率部退往西安。
时隔三日，多尔衮在群臣簇拥之下由朝阳门入京。这位大清摄政王始终把李自成视为心腹大患。因为陕西一带是李自成经营多年的根据地，以他的威望振臂一呼，依旧从者如云。为了永绝后患，多尔衮立刻派遣自己最信任的两位同母兄弟：靖远大将军、和硕英亲王阿济格，定国大将军、和硕豫亲王多铎统领八旗劲旅追击，誓要围而歼之。
撤离北京后，李自成由井陉退往太原，沿途布置了山西各处防务，于六月初回到陕西。清军则分为两路，紧追其后：东路在多铎、降将孔有德的指挥下渡过黄河，兵临潼关，威胁西安；北路由阿济格和降将吴三桂统帅，从陕北进攻延安，企图迂回包抄。
南明弘光元年（）正月，在清军两路重兵的夹击下，李自成决定跳出包围，辗转蓝田、商洛、邓州等地，向南进发。三月下旬，李自成率领13万大顺军，终于抵达襄阳。遥想两年前的崇祯十六年（），也是三月间，李氏在此称“新顺王”，改襄阳为襄京，抚流民、劝农桑，迈出建政立国的关键一步，是故，视此为肇基福地亦无不可。李自成在襄阳、承天、荆州，以及德安四府设有7万精锐守御。为图东山再起，他整顿军马，号称20万众，准备顺江东下，“声言欲取南京”（王先谦《东华录·顺治·四》）。
在留守荆襄生力军的支援下，大顺军队成功击溃南明左良玉所部，占据武昌，“屯五十余日”，并“改江夏为瑞符县”（《明史》卷三百九，中华书局年版），得以喘息。然而，历史留给李自成的时间不多了。知悉李自成出现在武昌，阿济格统领兵马追踪而至，围城数重。大顺第一骁将、汝侯刘宗敏领军五千迎战，不敌。20万大军及其家眷坐守孤城，实非长久之计，故李自成决定放弃武昌，率部向江西转进，其间与敌交锋数次，皆以失败告终，被压制在鄂、皖、赣交界的区域内，大本营设在九江附近。
三省交界的特殊地理环境一度使大顺军成功摆脱清军追击，倘若假以时日，待敌人麻痹懈怠，李自成完全可以从容突围，卷土重来也未可知。可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四月下旬，固山额真谭泰乘船沿水路搜索，意外发现位于九江40里处的闯王大营，挥军掩杀而至。大顺军连战连败、士气低落，加之事发突然，仓促迎敌，导致大批高级将领、随军家眷被俘。所幸李自成突出重围，抵达宿松县桑家口。
“宿松桑家口说”流传始末
宿松位于长江北岸，隶属安庆府，与南岸的九江遥遥相对，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大顺军到来之前，另一位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就曾率部至此，数次与明军展开激战。宿松南部的桑家口，亦称桑落洲，扼守九江口要冲，烟波浩淼，“诗仙”李白也曾慨叹“桑落洲渚连，沧江无云烟”。摆脱清军的李自成在此短暂休整，迈出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步。
由于长期流动作战，人困马乏，迅速筹集给养成为当务之急。经过一番筹划，李自成决定祭出“闯王”这块金字招牌。曾几何时，饱受压迫的百姓将“杀牛羊，备酒浆，打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民谣喊得响彻云霄。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自大顺军在一片石惨败，满洲骁骑兴兵入关，多尔衮将远在沈阳的小皇帝福临接至北京，一副君临天下、气吞山河之势。在这种民族矛盾日益上升的情形下，南方民众更倾向于团结在弘光政权周围，而对于流落至此的李自成并不热心。更糟糕的是：明政府军与各路起义军在宿松反复进行拉锯战，各方势力都就地征粮，更有甚者，如左良玉部甚至纵兵抢粮，让当地百姓叫苦不迭。正因如此，饱受战火之苦的民众对于过境部队，尤其是打着“征粮”旗号者极为厌烦。为了保卫仅有的口粮，各村镇纷纷组织民团，日夜操练，严防散兵、流寇侵扰。
《九江府志》和《宿松县志》虽然多次提及李自成率部活跃在九江、安庆两府，或“望风而奔”，或挖掘战壕，但均未记载闯王葬身桑家口之事。究其原因在于：常见的通行本《九江府志》，基本都是达春布领衔修纂的五十四卷本（清同治十三年，），与清初的版本存在较大差异。笔者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查阅到一部十八卷本的《九江府志》，由时任九江知府的江殷道组织编纂，在康熙十二年（）刊刻付梓，内中许多稀见史料并未收入后世的《九江府志》，其中就包括李自成的结局。据十八卷本的《九江府志·兵防》所载：
贼李自成奔，过瑞昌……良……宿松，为农夫所杀。余党十余万，盘……县，行抵洗脚桥，将至九江。豫王亦并招抚之。
尽管字迹斑驳、时断时续，但这段文本仍提供了三点重要信息：
其一，李自成曾率部向瑞昌转移。九江之战失利后，眼见前有南明部队阻截，后有清军追击，大顺君臣沿江东下的战略目标已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势下，李自成果断调整突围方向，在九江府周边迂回穿插，一度进入瑞昌、武宁等地。查看《瑞昌县志》，其中确实有“闯贼奔窜”（姚暹修、冯士杰等纂《瑞昌县志》卷十）的记述。
其二，李自成死于宿松。尽管“瑞昌”之后的字迹模糊，但从“余党十余万”的庞大数量可知，在宿松罹难者必定为李自成本人无疑。
其三，大顺军主力曾在九江周边出没。按《东华录》所载：顺治二年（）七月，皇帝遣使谕阿济格，言道：“先称贼兵尽歼者，竟属虚语。今又闻自成逃遁，见在江西。”（《东华录·顺治·五》）这与《九江府志》的记载一致，足以说明：一方面，皇帝及朝臣已知阿济格“诳报”李自成死讯，实则早已失去对其行踪的掌控，对其生死的表述前后矛盾，仅靠道听途说。另一方面，闻知大顺军主力在江西出现，多铎即刻率兵前往九江追击，与“豫王亦并招抚之”相吻合。由此可知，《九江府志·兵防》中关于李自成结局的记录，尤其是对其殉难前后大顺军行军路线的论述，符合历史事实，逻辑关系清晰，绝非凭空捏造。
诚然，志书中对于农夫打死李自成的描述仅有区区数字，但我们仍可借助流传在宿松及其周边的历史记忆，尝试还原彼时的情境。年五月初，辗转长江沿岸各县的李自成暂时避开了清军，准备筹措军粮。为免打搅地方百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李自成仅携20余名亲兵到桑家口筹粮。
然而，尽管大军未至，这些人还是引起了当地百姓的高度警惕。明清鼎革之际，打着闯王旗号的兵匪不在少数，轻则劫掠百姓，重则屠城杀戮。在《金乡县志·秩祀》中便记载了类似事件：甲申年，有名为“翻天鹞子”者，系投明的起义军叛将高杰麾下，挟逃兵数千人，“假名闯王安民”，企图占取县城被识破。因此，看着这队血染征袍的壮汉，手执军械前来“筹粮”，百姓很难分辨出是何处人马：是左良玉的手下又来抢粮？抑或散兵游勇趁火打劫？于是，桑家口户户柴扉紧扣，拒不开门。当地民团则组织精壮男丁手执各种武器、农具，紧跟其后。团练首领李筠庵瞅准时机，梃击李自成的头部，致其身死。
“宿松说”长期不为人知
李自成亡于宿松之事，缘何数百年来湮没不彰呢？答案在于：闯王乃意外身死，无论是地方团练、大顺将士，还是尾随的清军，涉事三方各有考量，或不愿承认，或并不知情。
首先，桑家口的团练误以为李自成是前来劫掠的散兵流寇，未曾想打死了货真价实的闯王，此举无疑是祸从天降。虽然闯王薨逝，但大顺军各部实力犹在，尤其是从陕北经四川撤至鄂西的李过（李自成之侄）诸部，分驻湖广各处，横亘余里，九营会攻荆州长达半月之久。到了康熙三年（），清政府调集10万大军，付出惨重代价，才最终将大顺军余部（夔东十三家军）镇压。有鉴于此，乡绅、民团教习凑在一起合计：为了免遭报复，一致决定隐瞒此事，对外绝口不提，而梃击李自成者亦逃匿他乡。其次，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在与清军的战斗中连遭败绩，正处于关键转折点。倘若此时痛失领袖，将士们万万无法承受，军心势必一落千丈。是故，唯有秘不发丧，继续打着“闯王”旗号，鼓舞士气，设法与陕北南下的李过等部会师，再做他图。
最后，阿济格方面始终无法判断李自成的生死，最好的证据便是“甲申疏报”。顺治二年闰六月，阿济格自大顺军降将口中得知，“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上奏朝廷。对于这种说法，就连阿济格自己都持怀疑态度，补充道：“尸朽莫辨，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东华录·顺治·四》）此疏现已被公认为“诳报”，阿济格也遭到胞弟多尔衮的严厉斥责，被降为郡王，罚银两。由是可知，当时清军根本无法掌握起义军的行踪，更遑论李自成死于桑家口之事。正由于民团、大顺军、清军三方的不同立场，以及当时的战场环境，造成李自成死于宿松的事实长期湮没不彰。
那么，既然宿松流传着“僧人打死李闯王”的传说，作为团练首领的李筠庵究竟何许人也？李氏行伍出身，本是南明江西总督袁继咸帐下的一个千夫长。他得知桑梓惨遭左良玉纵兵劫掠，颇为震动，于是毅然返乡组织民团，找来一切可利用的农具，作为武器操练起来，倘若左军再敢来犯，必予以痛击。可惜乡亲们没有等到左良玉，却误杀了前来筹粮的李自成。
砸死闯王后，李筠庵担心大顺余部前来复仇，累及乡亲，便径自前往江西庐山东林寺剃度。换言之，在误杀李自成之时，他尚未遁入空门。因此，民间的“僧人打死李闯王”之说并不准确。出家后的李筠庵法号“真在”，取自“都忘身世，真在仙乡”之句。乡民们为了保护李筠庵，未将此事报官。
《中江阻风》的隐喻
除了官方修纂的史书、方志，在许多私家笔记和文人诗词中，也留下了李自成殒命宿松的影子，譬如《中江阻风》。此诗的作者叫彭而述，是明崇祯十三年（）的进士。清顺治初年，阿济格南下，彭氏曾赞襄左右，被举荐为提学佥事。作为明末清初的治史大家，彭而述著述颇丰，计有《宋史外篇》《明史断略》《读史新志》《读史别志》《读史异志》等。同时，他还擅于写咏史诗，留下了《金人捧露盘燕台怀古》《再登黄鹤楼》等佳篇，“诗多军中之作”（王士祯《渔洋诗话》卷上），雄奇峭拔。
在他存世的众多诗文中，有一首写于“乙酉八月”的《中江阻风》。彼时，彭而述乘槎泛舟，造访桑落洲，遥想三个月前李自成殒命于斯，遂有感而发。这首长诗自“山魈雨泣枫香驿”开始，采用虚写笔法，隐晦地记述了三个月前李筠庵误杀李自成之事。兹摘录如下：
山魈雨泣枫香驿，鼍鼓雷鸣桑落洲。
泽国铜符辽海使，史书銕汉靖南侯。
青簑拟向严滩去，渺渺烟波一钓钩。（彭而述《读史亭诗文集》）
先看“山魈雨泣枫香驿，鼍（tuó）鼓雷鸣桑落洲”两句。“山魈”又称“魈鬼”，生活在群山之中，与魑、魅、魍、魉并列“二十四鬼”。此处，彭氏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污蔑农民起义军为“山魈”。“雨泣”则出自《诗经·邶风》中的“瞻望勿及，泣涕如雨”，乃泪如雨下之意。那么，起义军缘何会在枫香驿伤情恸哭呢？“枫香驿”本是宿松的一处驿站，毁于明末战火，此处并非实指，而是暗指李自成，因为李自成曾在银川驿担任驿卒，因遗失公文而被裁撤。因而，“山魈雨泣枫香驿”写的是起义军哀悼李自成，泣不成声。
下句“鼍鼓雷鸣桑落洲”亦有所指：“鼍”即扬子鳄，古代以其皮制作战鼓，称“鼍鼓”。旧时征战杀伐，大赦天下皆出自天子诏命，故该句是描写宿松地区发生过大规模激战。上下两句，彭而述以“枫香驿”对“桑落洲”，巧妙地借用地名中的“驿”“落”字，暗喻大顺天子李自成陨落于斯。
再读“泽国铜符辽海使，史书銕汉靖南侯”，道出了导致李自成身死的两位关键人物——“辽海使”与“靖南侯”。前者是追剿统率阿济格，不难理解；后者乃一位銕汉（铁汉），其经历与靖南侯黄得功相仿。查阅黄氏的履历，其人骁勇善战，却对农民起义极为仇视，将归降明朝的李自成部将高杰视为劲敌，调兵防备。二人虽同属“江北四镇”，但离心离德，最终导致“土桥之役”，祸起萧墙。作为崇祯庚辰科进士的彭而述，始终心系明廷，对靖南侯倍加推崇。在他看来，李筠庵率领团练袭击李自成，配合了阿济格追击大顺军的行动，共同将李自成置诸死地。此举与黄得功一样，旨在为朝廷除去心腹大患，“收大名于天下也”（《明史》卷二百六十八）。
最后，品味“青簑拟向严滩去，渺渺烟波一钓钩”两句，点明了李筠庵的最终归宿。诗中的“严滩”即“严陵濑”，乃东汉初年严光避世之地。严光，字子陵，少时曾与汉光武帝刘秀同游学。刘秀称帝后，严光蒙天子数次征召，坚辞不就，结庐富春江泮，耕种垂钓。彭而述在此引用这则典故，借以指代李氏削发为僧，遁迹空门，犹如隐士严子陵一般。
可是，诗人为何采取隐喻的手法，而不秉笔直书呢？原因与阿济格的遭遇有关：就在彭而述写下《中江阻风》的一个月前，阿济格班师还朝，因为“诳报”而受到多尔衮的严厉责问。但阿济格对彭而述有知遇之恩，如果将李自成死于宿松之事公之于众，等于坐实了阿济格的诳骗之罪。为免节外生枝，彭氏遂以诗作喻，留待后人自辨。
李自成殒命后，战事仍未平息。作为清军与南明军反复争夺的主要战场之一，宿松及其周边地区人口大量流失。当年的亲历者或死或走，或刻意隐瞒，导致李筠庵误杀李自成之事被岁月掩埋，徒留民间传说流传至今。（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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