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中的远古时代即国家产生之前的史前社会阶段，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里语焉不详，但丰富的考古遗存，已能揭示出大致的史前史概貌。
原始社会远古时代即社会发展史上的原始社会，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可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三大阶段：1、考古学上以使用打制石器为主的史前时代被称为旧石器时代，旧石器因适应狩猎采集经济的需要而主要有三类，即尖状器、刮削器和砍砸器等。2、新石器时代乃相对打制石器为主的旧石器时代而言，而将磨制石器为主的时代称之为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不仅是石器形制的变迁为特征，更为有意义的是，农业经济、陶器、定居、畜牧业和纺织等新经济形态的出现，经济形态的变迁使得石器形态和功能亦发生了变化，逐渐产生了石镰、石刀等农业生产工具。3、铜石并用时代是指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过渡性阶段，是主要使用石器并兼有少量小型铜器的文化发展阶段。
古猿万年前的灵长类动物进化而来的古猿，在距今万年左右，进一步进化为人类，原始人在旧石器时代里体质上完成了从多万年—20万年的直立人、20万年—5万年早期智人和5万年—1万年的晚期智人进化，并向现代人转变，使用打制的石器捕猎动物和采集植物的果实为生。在我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分布着一系列体现不同人类体质发展阶段的古人类化石，从而绘出了一幅完整的早期人类进化图。
新石器时代大约从距今1万年开始，这时人类在体质特征上已经和现代人完全一致，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农耕畜牧的发明和色彩斑斓的彩陶与黑陶成为向文明前进的符号。铜石并用时代大约从前年开始，大约与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相当。传说中的华夏族的祖先炎黄部落及其承继者同四边周围的部落战争，一方面反映了各地区通过战争得到交流与融合，另一方面导致了在氏族贵族中产生了王权。前年，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文明的诞生的同时，也宣告了原始社会的结束。
人类起源之谜。宇宙生成、生物起源和人类起源是具有世界意义三大课题。古今中外流传着关于人类起源的种种假说，近代科学兴起以前，西方主要流行上帝造人的宗教神话，而中国古典和各民族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中亦不乏类似神造人的纪录。
人类起源问题真正取得重大突破，应是近代科学产生以后的事情。生活于19世纪的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于年发表《物种起源》，首倡生物与人类起源进化学说，认为人类起源于猿类。25年后，恩格斯发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力倡“劳动创造人说”，从而从根本上打破了人类起源的种种神创学说。
人类进化的缺环。分子人类学表明，人类乃由某种人猿超科动物不断分化的结果。一般认为，分别发现于印度和南非的距今——万年的拉玛古猿和万年——万年的南方古猿，属于这类人猿超科，学术界称之为正在形成中的人。但是，在人类的远祖拉玛古猿与人类的近祖南方古猿之间还存在明显的缺环。古猿与南猿间空缺万年，其间进化的关键阶段至今未找到过渡种类的化石，因此，科学家们对于人类起源产生了谜团。年，英国人类学家艾利斯特.哈代认为，在万年到万年前，非洲东北和北部由于海水上涨淹没了大片土地，居住在那里的古猿为了生存，逐步适应了海中生活，变为海生动物———海猿。约万年后，海水下降，淹没的土地重新显露出来，海猿回到陆上生活，逐渐演化为人类。哈代的海猿说得到了人类体质一些生物特征类于水生哺乳动物的证据的支持。总之，科学的发展，人类起源于人猿超科动物不断分化的科学假说已得到学者越来越多的认同。
非洲起源中国远古人类发源地的争论主要有：非洲起源说、夏娃理论、多地区进化说等等。
目前发现古猿和古人类化石地点来看，非洲不仅最多而且最早。年出生于英国传教士家庭的路易斯.利基在坦桑尼亚北部的奥杜瓦峡谷发现最早的人类骨架，断定为非洲最早的人类。年其夫人玛丽·利基于同峡谷发现举世闻名的“津吉人”的头盖骨，距今约万年。年她又发现了距今约万年到万年的原始人脚印。此后，他们的儿子夫妇分别发现了距今万年和万年的非洲直立人骨架、头盖骨。年在距今万年的遗址中找到了最早的原始人种的遗址。由此，世界主流意见认为人类起源地在非洲。
夏娃理论非洲说的提出近来得到了“夏娃理论”的支持。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类居住，是古人类学家一直 人类三次走出非洲说与夏娃理论的缺陷。但是，最新的同样来自于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带来了不利于“夏娃理论”的证据，表明相关研究据以指导的“夏娃理论”本身存在局限。最近，美国科学家坦普莱顿于年设计了一套电脑程序GEODIS，以此分析了全球各地人口的DNA序列，并试图找出人群之间的基因关系。坦普莱顿及其他研究人员重点比较了10个根据遗传特征划分的区域的人的普通染色体、性染色体、线粒体DNA。分析结果显示，人类在42万——84万年前曾走出非洲，之后又于8万——15万年前再次大规模向外迁徙，5年，坦普莱顿将10个区域扩大到25个区域，结果发现在上述两次迁徙外，在万年前人类就已经有了“走出非洲”的经历，称得上是最早的一次，是为“三次走出非洲说”。在流行的理论假说中，非洲古人类走出后便取代了欧亚的原住民。但此次，坦普莱顿却通过基因分析发现，走出非洲的直立人与当地人群之间有着无所不在的基因交流，应该说他们相融的时间比目前科学界所认可的时间还要早。吴新智院士指出坦普莱顿关于三次“走出非洲”的研究尽管还有待更多具体考古资料的确证，但它却为一些谜底的揭开开启了另一通道，比如说现在从非洲人身上发现的某些基因变异是否是早先时候从欧洲或亚洲输入的。
人类进化多地区夏娃理论的缺陷导致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说”获得世人的愈加瞩目。其代表人物之一的吴新智院士，于年和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沃尔波夫（MilfordWolpoff)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索恩(AlanThorne)共同撰文，提出“多地区进化说”，主张现代人是在4个地区出现并连续进化，而且在各个地区之间都有基因交流。学界对人类发源地的认识在近30年现代分子生物学发展前，是随着古人类化石及其活动遗迹的不断发现而逐步改变认识的。随着非洲以外地区远古人类化石发现的增多和夏娃理论的缺限，现代人起源当是多地区起源。具体到中国有3点证据证明吾国神州大地的古代居民应为本土起源为主兼具基因交流为辅：一、从繁昌人字洞遗址至山顶洞人化石的发现，已经建立起距今万年——1万年的古人类从直立人、经早期智人，再到晚期智人的完整进化序列；二、具有铲形门齿、面部较扁、鼻部较宽、鼻骨较直，上颏骨颧突与颧骨交接处有显著转折等在各个阶段的化石标本中都可以见到；三、石器文化形成有别于欧洲等地的文化传统，自具特色。
要之，由于我国古猿与早期直立人化石虽然有所发现，但零散且有争议。故对人类最初起源于非洲说还不能完全否定，但现代人为本土起源则毋庸置疑。而到了现代人阶段，由于受早期智人阶段乃至直立人阶段古人类所受地理环境的影响，逐渐形成肤色、发色、眼色、发形、脸型、和身高等有所区别的三大人种，即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和尼格鲁人种。著名古人类学家韩康信、潘其风等结合新疆等地青铜时代以前没有人骨发现，前13世纪才陆续有欧罗巴人种进入，而中国其它地区（华南地区少数尼格罗人种进入）的古人类体质特征毫无例外属于蒙古人种，而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元谋人阶段就体现出与其他两个人种差别，当是蒙古人种的祖先同其他两个人种的祖先长期处于相当隔离的状态所致。
周口店猿人遗址（北京猿人）我国境内的远古人类化石。截至上个世纪末，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关于古人类起源的课题已经拥有了丰富的化石材料。吴汝康、吴新智主编《中国古人类遗址》揭示了截止20世纪90年代末古人类与文化遗址的最近进展，22处直立人阶段的化石和旧石器地点，12处早期智人阶段的遗址，47处晚期智人阶段的遗址，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人类发展各阶段所有代表性的遗址和地点。中国境内人类起源的认识是随着考古材料丰富而不断发展的，其中北京猿人发现最早，对世界人类起源的研究意义重大。北京猿人发现后，在我国境内各地陆续发现多处之直立人化石遗址。如著名的元谋人、蓝田人、和县猿人、沂源人、郧西人，南召人。其中年，考古学家在安徽繁昌人字洞遗址，已接近找到其梦寐以求的“第一把石刀”，发现了距今万年——万年的亚洲地区最早的古人类化石。而年发现的巫山女子人骨和牙齿化石距今万年至万年，是我国最早的古人类化石，从而逐渐填补我国早期直立人化石的缺环。智人化石及相关遗址的陆续发现对人类起源于非洲说提出了挑战，而早期智人化石的发现则弥补了解剖学上的现代人与直立人之间的缺环。总之，从我国远古人类足迹分布来看，我国是蒙古人种的故乡，但也不排斥少量的其它人种的进入。
综上所述，创造悠久而辉煌的中华文明的中华民族的祖先起源的认识是随着中国境内自北京猿人发现以来考古发现而不断改变的，随着新世纪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中人类化石的不断积累，本土起源兼具不同种群之间的基因交流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认同，尽管其间尚有众多的学术重大问题值得新的考古发现去补充和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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