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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统一安定的政治局面与音乐的发展
汉代政治局面的长期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弘扬，民族精神的形成，是汉代音乐艺术发展的先决条件。从我们华夏民族的音乐发展历史来看，音乐的盛世总是与国家民族的盛世相应地出现的。一个民族的音乐的发展历史，既是民族自身的文化不断地培育了音乐艺术的历史，又是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音乐艺术养料的历史。华夏民族的音乐有自己的发源处，从本质上说是华夏文明的独特产物。
先秦时期，我国就已有高度发达的音乐艺术，从乐器到乐律到音乐审美理想，都堪称是完备的、兴盛的。在其后的整个音乐发展历史中，始终保持着华夏音乐的传统，随着华夏文明的整体发展而发展。上至儒、释、道等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下至民情风俗，都对这个民族音乐系统产生了很具体的影响。
郑玄雕像尽管各时代各阶层的音乐有很大的不同，但在整体上都保持着华夏音乐的特点。正因为音乐发展与民族的发展紧密相联系，所以我们华夏民族最强盛、民族活力最充沛、民族精神体现最充分的时期，也正是民族音乐文化最发达的时期。从音乐史来看，周乐、汉乐、唐乐正是三个最重要的发展阶段，也是华夏音乐发展史上最有原创性的三个阶段。其余时代的音乐虽也各有发展，但基本上是属于三个阶段之间的传承和衍生。
从民族音乐吸取域外其他音乐来说，也只有在民族强盛、国家统一时才能最有效地做到。华夏民族在吸取域外音乐方面一直持开放、积极的态度，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传统。周乐中已经吸收了外族音乐即夷乐与其声歌。东汉郑玄注《周礼》指出四夷之乐的具体名称：“东方曰《韩》，南方日《任》，西方日《株离》，北方曰《禁》。”并说“王者必作四夷之乐，一天下也”。可见吸取、采用四夷之乐，非但不是以夷乱夏，反而正是发展大一统朝代的音乐所必需的。汉代音乐歌舞的大发展，除了域内各地区音乐的大融合之外，还大量输人域外的音乐。这次新的输人，从秦统一中国时就开始了。
郑玄后人雕像吸收少数民族音乐
秦统一中国后，屡征西域，促使了与包括音乐在内的西域文化的频繁接触。有的学者推测秦筝就可能是蒙恬征西域时所得的新乐器，而秦筝正是汉代音乐中最重要的乐器。每次演作后，还以五色缕相系连，叫做“相连爱”。可见西域的音乐及其连带的浪漫气氛，在汉初就已经影响到宫廷，汉高祖刘邦时所作的《巴渝舞》，也是来自于西南少数民族。《晋书乐志》有如下记载：汉高祖自蜀汉将定三秦，阆中范因率赛人以从帝，为前锋。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总四篇。
这是汉初宫廷吸收少数民族音乐的一个证据，大规模地输人异域音乐则在武帝时代。武帝为了联合月氏、乌孙等国家夹击匈奴，先后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前后历经十余年。虽然没有达到原先的外交目的，但却第一次沟通了中土与西域的通道，史称“凿空”西域。张骞向武帝详细地报告了亲身所至的大宛、大月支、大夏、康居等国和得自传闻的其他西域诸国的情况，引起了武帝对西域诸国及身毒、大夏的浓厚兴趣，也为后来的丝绸之路揭开了序幕，这对西域与中土的文化交流具有深远的影响。
张骞雕像实际上张骞本人就已开始引进西域音乐。这一套汉横吹曲，古辞虽已不存，但齐梁间人的边塞风格的拟乐府，主要取于这一套曲的曲名，可见西域音乐对中土音乐、诗歌影响之深远。张骞出使西域时，西域一带还为匈奴势力所控制。其后汉武帝发动对匈奴的几次战争，成功地将匈奴赶回其原居地，西域一带被置于汉王朝的势力范围之内，联系着中国与伊斯兰、印度乃至欧洲的丝绸之路，得以空前的通畅。
其后东汉的班超经营塔里木盆地，保护并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成果。一直到魏和西晋，都还保持着这一成果。当然，在汉末大乱和魏晋之际的内乱时，汉族政权对西域的控制力大大削弱了，而丝绸之路的活动也因魏晋经济的衰弱而萎缩，所以西域乐舞之输人也趋于停滞，这也是造成魏晋音乐以复古为特征的原因之一。但是在汉代，中土与西域的商业、文化的交往极为频繁，对汉文化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乐府诗中也写到了这方面的内容，如《乐府》杂曲歌辞中一首失题古乐府写来自西域的胡商：行胡从何方，列国持何来。氍毹毹登毡五木香，迷迭艾菇及都梁。
西域风景后汉辛延年《羽林郎》中反抗羽林郎调戏的胡姬，也是来自西域的商家。诗人这样描写她的衣装首饰：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诗中的“大秦”，即罗马帝国，其珠宝经过丝绸之路进人中土，为当时人所企求的名贵物品。胡姬来自西域，且经商而富，所以其服饰之美贵，竟可敌当时的贵族女子，而更别具异域风采，故更能引起羽林郎无耻的幻想。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出，西域各国的商人在汉帝国的频繁活动，已构成汉代都市中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线，这些商人自然也会带来西域的新奇的器乐和歌舞。
西域音乐对汉乐影响
西域音乐对汉乐到底有多大影响，我们今天是很难估计的，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中，音乐和饮食服饰一样，是最活跃的一部分，并且是不分社会阶层的。《后汉书五行志》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即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其影响的情形，完全可以说是风靡一代。从时间上来看，从张骞通西域的西汉中叶到胡舞时期，将近三个世纪内，西域音乐在不断地输人。可见，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娱乐艺术，汉音乐艺术完全是开放的，不断地发展变化。而西域音乐的输人，无疑是促使音乐艺术不断发展的一种重要的外来影响。
胡服彩绘除了西域音乐之外，其他周边民族和国家的音乐也有输人，上面所举高祖时《巴渝舞》就是一例。又《后汉书西南夷传》载白狼王、唐敢献歌诗之事：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
白狼王、唐敬所作的歌，被田恭译成汉语，用了传统的四言颂诗体。朱辅上表中“昔在圣帝，舞四夷之乐”与郑玄所说的“王者必作四夷之乐，一天下也”是一样的思想，透露出汉朝统治者积极引人夷乐的政治方面的原因。又《后汉书陈禅传》载安帝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肢解，易牛马头。明年元会，作之于庭，安帝与群臣共观，大奇之。”掸国即今缅甸掸邦，其歌最有特色。掸国乐、白狼王歌、巴渝舞是西南夷乐，而乐府相和曲中的《箜篌引》则可以说是东夷之乐。
汉武帝画像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汉代与域外各国的音乐交流，除了官方渠道外，民间渠道也在起作用，而且民间的交流较之官方，可能更为广泛，也更加随时。长期统一安定的汉代社会，其疆域空前广大，其边境与周多、范围更广。《周礼》中所说的“四夷之乐”，此时又有了新的内涵。在大量输人域外音乐的同时，汉代华夏民族内部的各乐舞系统也在进行大汇聚、大交融。
战国时代，是乐舞兴盛的时代，战乱和音乐并生共长，可以说是战国时代的一大特点。总而言之，无论是域外之乐的输人，还是域内之乐的交融，都是凭借强盛的大一统帝国的背景而发生的。统一帝国的建立，使华夏的音乐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参考资料《汉代音乐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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