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我们迎来了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周年。为了纪念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发掘，系统回顾中国考古学百年发展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考古学会同中国文物报社联合主办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遴选推介活动。希望通过这样的推介，让学界和社会公众更加全面地了解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的重要考古发现和重大研究成果，从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遴选推介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和各省市自治区文物管理部门和各地考古机构的积极响应。按照活动的要求，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汇集了各地百年重大考古发现的推荐项目，并提供了较为详尽的书面和图像推荐材料。在此基础上，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文物报社组织了初选。初选的评委由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各省市自治区考古研究院所的负责人、各时段考古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和部分副主任委员组成。从各省推荐的个项目当中，首先遴选出项。根据绝对得票数排序前项进入终评。终选评委由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考古学科评议组成员及中国文物报社领导组成。经过终评，从项候选项目中根据得票数产生了项入选项目（所有入选项目得票均达到或超过半数）。
纵观入选的项重大考古发现，按时代区分旧石器时代5项，新石器时代33项，夏商时期10项，两周时期15项，秦汉时期16项，三国至隋唐9项，宋辽金元时期9项，明清时期3项。从各个时段发现的占比来看，石器时代占1/3强，秦汉至明清占1/3强，夏商周三代占1/4，这样的占比基本上与各地进行的考古工作的数量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秦汉至明清时期的项目占总数的1/3。这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考古工作者改变了原来“古不考秦汉以后”的旧观念，加大对秦汉时期以后遗址考古工作力度密切相关。很多秦汉以后的重要考古发现填补了大量古代文献记载中的空白，丰富了我们对历史时期各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认识。这一点与近年来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中秦汉之后的考古发现占比显著增加的趋势也是一致的。
另外，作为传统的考古发现“大户”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占1/3。在入选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中，距今年到年期间与中华文明起源和各地文明化进程密切相关的重要遗址多数入选。这一方面反映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之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和与之相关的考古遗址的工作得到了重视和加强，同时也与进入21世纪以来实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意识地组织力量，开展对在各地区文明化进程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心性遗址的重点发掘密切相关。
百年旧石器时代考古
探索“我从哪里来？”
入选百大考古发现的5个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北京周口店和河北阳原泥河湾都是由多个旧石器地点组成。泥河湾是距今万到距今1万年的多个地点，周口店遗址群是从距今70万年到距今3万年。都贯穿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的阶段，都可以代表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展系列、人类行为特点，是在百年中国考古旧石器时代考古当中的里程碑意义的发现。尤其是周口店遗址，是中国最早进行科学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第一个出土猿人头盖骨的地方。九十多年来，一直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圣地，引领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进展的周口店猿人头盖骨的发现，是东亚地区首次科学发掘获得猿人化石，激起考古人寻找中华大地上最早出现人类的年代和文化的探索热情。此后，相继发现了元谋人、蓝田人、丁村人、金牛山人、山顶洞人等等数十处旧石器时代人骨化石的遗址和数以百计的古人类生活的遗址。考古发现证明距今万年前，中华大地就有古人类生活。东亚地区是较早出现古人类的区域之一。北京周口店发现用火遗迹表明，距今50万年前的先民已经能够用火。在世界上是比较早的，是古人类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
周口店和泥河湾盆地的旧石器地点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提供了不同年代的地层堆积和文化序列。山西丁村和辽宁金牛山、鸽子洞遗址是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代表性遗址。反映了从北京猿人早期阶段所形成的生活行为和石器制作工艺特点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得到延续。
20世纪80年代，国际遗传学界提出，全世界所有现代人的祖先都是距今10万年前后从东非走出来的。他们取代了原来生存于各地的古人类灭绝后遗留的各区域生活的古人类的空白，即著名的“夏娃理论”。针对“夏娃理论”支持者提出的，中国缺乏距今7万到3万年之间古人类活动遗址的考古发现，因此不能构成否认东亚地区现代人的祖先来自东非证据的观点。近十年来，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学者组织力量，对我国河南荥阳织机洞、郑州老奶奶庙、广东英德青塘等多个距今6万到3万年的遗址开展考古发掘，获得了丰富的人类活动的遗迹和遗物，弥补了原来较为缺乏这一时期遗址发掘成果的薄弱环节。发掘结果显示，这一年代段，中国北方和南方地区都有古人类生活，他们的石器制作技术和生活行为等方面仍然沿袭了本土自北京猿人时期已经形成的以石片石器为主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出现原有文化传统被新的外来文化所取代的现象。
与此同时，在宁夏水洞沟、新疆通天洞、河南郑州西施等少数遗址发现了欧亚草原流行的独特石器工艺技术制作的石器，表明确有外来的人群进入了现今中国境内，但他们并未取代原有人群及其文化传统，而是实现了共存融合。中华大地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资料证明，中华大地古人类及其文化是“连续进化，偶有杂交”，以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和北京猿人为代表的古人类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
新石器时代考古
探索万年文化史
渑池仰韶村的发掘，是我国第一次进行的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发掘，第一次认识史前时期文化的面貌以彩陶为代表。安特生向西追溯彩陶文化的来源，提出中国史前文化西来说。中国考古学家通过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山东章丘城子崖、河南安阳后冈等遗址，认识到存在彩陶文化、黑陶文化、灰陶文化等三种文化遗存。梁思永通过后冈“三叠层”的发现，解决了这三种文化的相对年代。
西安半坡遗址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较全面揭露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姜寨则是首次全面发掘、完整的史前村落。这两处遗址的发掘对于了解距今年到年期间仰韶文化早期的氏族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使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比较早地开始了对史前时期社会的探讨。
20世纪70年代以后，考古工作者进一步追溯各地区仰韶文化及与其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的来源。先后发现了河北磁山文化、河南裴李岗文化、内蒙古兴隆洼文化、浙江河姆渡文化等早于仰韶文化的考古学文化，了解了仰韶文化之前距今到年的考古学文化和社会，不仅充分证明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确凿无疑是本土起源的，而且这些早于仰韶文化的考古学文化中的考古遗址都出土了较多的农业生产工具。磁山遗址中多个窖穴出土相当数量的粟；河姆渡遗址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炭化稻。这些都反映出距今年前后，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史前农业已经取得了显著发展。此外，这一时期上述各个遗址，都出土了家猪和家犬的骨骼，表明随着史前农业的发展，在各地都已开始了家畜的饲养。在这些遗址中都出了多种制作较为规整的陶器，表明距今年前后，各地的陶器制作工艺也取得了进步。
这一时期，精神生活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一是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中都出现了玉玦、玉坠等玉质装饰品，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绿松石的装饰。表明史前先民已经掌握了琢玉工艺技术，也说明已经出现了“以玉为美”的观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贾湖遗址还出土了十多件用鹤类的翅骨做成的骨笛，至今可以演奏音乐，是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笛子。在贾湖遗址公共墓地中，有的墓葬在墓主人腰部出土了内装小石子的乌龟壳。有的龟甲上还发现刻划符号，符号的方块形态和刻在龟甲上这两点与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存在相似之处，是探讨商代甲骨文起源的重要线索。
上述几个考古学文化的年代都不早于距今年。从文化面貌看，它们不是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此，追溯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就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重要课题。入选百大发现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提供了线索。这几个遗址的年代都是距今到00年，前两个遗址还出土了稻的植硅体，发掘者认为当时已经发明了稻作栽培。关于其年代和稻作，曾一度受到质疑。1年，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出土了较多数量的炭化稻和胎土中掺和稻壳的陶器以及磨制石器，对出土的稻粒进行的碳14测定年代数据是距今00到年，从而证明，至迟在距今00到年前，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已经开始了稻的栽培，并已经能够制作磨制石器和陶器。大约与此同时，在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出土了距今00到年的炭化粟和黍，表明在距今00年前后，华北地区的史前先民已经开始的粟和黍的栽培。这几处遗址的发现揭示了中国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以及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面貌，其共同特点是，掌握了农作物栽培、石器磨制和陶器制作技术，构成了万年农业的重要证据。距今万年前后稻、粟、黍的发明是中华先民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
百年考古探索
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
对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主要工作是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和70年代，80年代之后却相对沉寂。进入21世纪之后，河南灵宝铸鼎原遗址群中西坡遗址的发掘，发现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文化类型时期）的大型围沟聚落。聚落中心发现数座室内面积在平方米，总面积达平方米的大型房址，为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年以来，在郑州地区发现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聚落群，其中以巩义双槐树遗址的面积最大，保留面积达万平方米。以这个遗址为核心，周围数十万平方米的中型遗址和更多小型遗址构成了聚落群。双槐树遗址三重环壕围绕，最内侧环壕以内区域的北部正中分布着大型建筑基址，面积最大的基址达0多平方米，且左右对称分布。建筑面积反映的悬殊差别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出现明显的分化，进入了古国阶段。双槐树等遗址的发现，是在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在中原地区的关键发现，有力地推动了仰韶文化社会和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表明距今年前后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进入一个新阶段。与辽河流域和长江下游等其他区域的文明进程同步，但特点模式有所不同，目前没有见到社会出现悬殊的贫富差别。
在黄河中游地区双槐树遗址兴盛的时期，在辽河流域，兴起了红山文化晚期的牛河梁遗址群。在40多个山头上发现，用石头砌筑的圆形祭坛和方形显贵墓葬。在1号地点发现了外用石头和土修建的，面积达数万平方米的大型土台，附近有出土泥质人头像和各种动物形造像残块的女神庙。大型祭坛、随葬精美玉器的大型积石墓和女神庙构成了牛河梁遗址的突出特点，显示出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出土的陶器可以看出来自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彩陶的影响。玉龙、玉鸟、玉圭、玉人和相距1公里之外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大型墓葬中出土的玉龟、玉人，玉鸟、玉龙等相似，说明当时在中华大地中东部存在一个社会上层的文化交流网络，构成了后来早期中国的基础。
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和章丘城子崖遗址代表了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关键节点。在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在距今0年前后，呈现出文明化进程加速的情况。大汶口遗址的墓葬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进入距今年之后的龙山时代，社会分化愈加严重。陶制酒器、木质棺椁等发源于海岱地区的文化因素被中原地区所吸收。
在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存在的距今年至0年期间，长江流域的文化和社会发展也进入到加速度的时期。此次入选的重庆巫山大溪遗址、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就是这一时期长江流域史前文化的突出代表。其特点是，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出现明显的贫富贵贱分化。在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了迄今年代最早的城址。其圆形的城墙和周围宽达数10米的壕沟表明该城址的主要目的应是预防水患。崧泽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发现表明，在距今年前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分化出现明显加速度。贫富分化严重，已经到达文明社会的门槛。
20世纪80年代中叶，继70年代苏州草鞋山发现随葬品丰富的良渚文化大墓之后，浙江余杭反山和瑶山发现随葬玉琮、玉璧、玉钺等精美玉器的良渚文化高级墓葬，长江下游地区文明起源研究引起重视。2年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后，良渚遗址被作为工程四大重点遗址之一，加大了工作力度。6年，发现面积达万平方米的内城。年，发现万平方米的外城。年，在古城址以北发现长数公里的大型水坝，并在内城中心部位发现30万平方米的人工堆筑高台，台上发现多组大型建筑基址。巨大的工程量和悬殊的贫富贵贱的分化反映出良渚文化的王权得到强化，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了文明社会。年，良渚古城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提供了实证。距今年前后，良渚文明衰落，良渚古城废弃。关于良渚文明衰落的原因，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当中，环境学者与考古学家合作，经过分析，提出了由于海平面上涨和地下水位上升，导致原来在低湿地开垦出的大片稻田再次沦为沼泽。作为证据之一，这一时期禾本科花粉比良渚文明兴盛期显著减少，农业遭受毁灭性打击，促使良渚社会崩溃。
就在良渚文明衰落的时候，在中原地区出现了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该城址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发现贵贱贫富分化悬殊的墓葬。进入21世纪以来，该遗址也被列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点遗址。发现了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建筑用瓦、最早的青铜容器、由陶鼓和鼍鼓以及石磬和龙盘以及玉石钺构成的最早的礼器，以及观测天象决定时令节气的天文台，根据该城址的时代、所在区域、规模和内涵等，学术界倾向于认为其极有可能是尧都平阳。中原地区的尧舜集团依据多样的地形条件和多品种的种植制度保证了其农业的持续发展。在陶寺遗址，可以看到来自其他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说明黄河中游地区的势力集团广泛吸收周围区域文明的先进因素，通过结盟等手段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各区域之间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自此，中华文明开始从多元走向一体，为后来的夏商周王国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就在陶寺城址发现约十年后，在陕北高原的神木石峁遗址，发现了面积达万平方米的巨型山城。该城址由外城、内城和位于城内最高处的皇城台组成。城墙上类似后代的瓮城、马面、角楼等防御设施，显示出浓厚的军事色彩，说明当时战争已经成为社会的常态。在皇城内的石墙底部发现数十个兽面石雕，与商代青铜器表面的兽面纹存在相似之处，耐人寻味。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评选出的33项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反映了距今1.3万年到年期间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也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过程。
百年考古展现
三代王国文明
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夏商时期发现共10项，其中包括河南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洹北商城、安阳殷墟等夏商都城和商王朝在长江中游设置的军事据点——湖北黄陂盘龙城和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还包括有江西新干大墓和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几座都城反映了以夏王朝为开端的王国文明时期王朝都城的面貌。
二里头遗址发现于年。进入21世纪以后，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遗址进行多学科联合攻关。在遗址中部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一、二号宫殿的周围发现了宫城和位于宫城以南的大型铜器和绿松石制作作坊。宫城内大型建筑基址体现出当时存在中轴线理念，左右对称，前后几进院落的宫室制度。二里头遗址发明了铸造青铜容器的技术和以玉刀、玉戈、玉璋、玉钺构成的表明持有者尊贵身份的玉礼器。在商王朝建立后，继承了夏代后期择中立宫的制度。在商代晚期以殷墟为都城的时期，青铜文明发展达到了高峰，以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精美铜器和玉器为突出代表。
与妇好墓大体同时的江西新干大墓和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商王朝系统的青铜礼器，种类和形制方面则与殷墟出土的同类青铜礼器大同小异，反映出商王朝对周围周边方国的强烈影响。在新干大墓当中，许多青铜容器多见以虎形作为装饰，应是当地方国的风格。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与商王朝风格接近的铜尊和铜罍，同时又出土的大量铜人像、铜面具、金面具以及大型神树，则不见于殷墟及其他地区，显示出古蜀文明的自身特色，显示出古蜀国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实证。今年三星堆祭祀区新发现的3到8号坑的发掘，充分利用了包括大棚、恒温恒湿的工作方舱在内各种新的发掘、记录和文物保护和研究的技术手段，并配合央视做了大型直播，引起社会的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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