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俞星伟
一、马家浜文化
长三角地区的史前文明和我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密切相关，并且主要围绕着太湖流域而展开。
这一地区在距今一万年前左右就有人类定居生活的踪迹，如义乌的上山遗址、苏州的“三山遗址”、湖州的溪龙遗址、萧山的“跨湖桥遗址”。
为什么当时的先民会选择到这块遍布沼泽、环境相对恶劣的区域来定居生活？应该与这个地区具有丰富的渔猎资源，并且土壤气候适合发展稻作农业相关。
马家浜文化是钱塘江以北、环太湖流域最早栽培水稻、驯养家畜，较为发达的农耕文明。也是我国南方长江流域最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中早期地域文化之一。
马家浜文化的延续发展脉络正好充分展现了长三角平原史前文化由西向东发展的清晰线路。其早期的古遗址主要分布在偏西部地区，随着山林采集渔猎资源的枯竭，不能满足日益壮大的人类族群的需求，大约七千多年前，由皖、浙、西部山区的原始渔猎采集部落，逐渐向东部平原拓展延伸。
由于史前时代还没有海塘的概念，当时的环太湖流域主要是沿海低洼沼泽地区，并不适宜人类居住，因此早期先民来到这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堆筑高墩，既可有一个相对干燥的居住环境和更开阔的视野，又避免了野兽蛇虫的侵犯。
然后是从高墩开始向外开拓河道，既有“护城河”的作用，又便于日常使用，出行交通、疏导灌溉等等。故此目前已发现史前古遗址大部分有以“高墩遗址群”为主体，且河道盘曲集中这些特征。
有人将这些高墩称作“土筑的金字塔”，而这些高墩遗址群正是我国南方最古老的原始村落，甚至由于遗址群的功能区别，慢慢演变成了具备一些城市形成元素的初步雏形。
稻作农业的发展使早期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的定居生活得到充分物质保障。温饱而有余裕，便使得人类的精神生活有了提升和延展的机会，因此，之后延续发展起来的文明才能达到一度空前鼎盛。
钱塘江南岸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时间上十分接近，也曾存在一度繁荣鼎盛的稻作文明，然而却属于相对比较封闭的区域文明，其后续辐射影响力远不及马家浜文化。好比在安徽巢湖流域和崧泽文化较接近的凌家滩文化，它的文明内涵也极为丰富，尤其体现在制玉用玉造型方面，但是其后续延展远不及崧泽文化。
二、崧泽文化
随着马家浜文化先民在长三角地区定居生活的延续和稳固，人类数量和活动范围日益扩展，又逐渐向东、向北渗透发展。
崧泽文化，因首次发掘发现于上海青浦崧泽镇而名。
上海的其他区县并没有同时期文化遗址的量存在。打个比方，可以说青浦的“崧泽文化遗址”只不过是环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后期，先民为势力范围扩张需要所派生出的一个“远东开拓团”而已。
马家浜文化晚期（距今五、六千年前），整个环太湖流域、杭嘉湖平原的政治、宗教、文化中心正在由西向东延伸，直至今嘉兴地区。
在目前已知的环太湖流域史前文明考古中没有任何一个地区的崧泽类型遗址群像嘉兴地区这样密集。另外，嘉兴地区出土的崧泽类型遗址规格非常高，内容十分丰富，从文物器型来看，像人首陶瓶、三足鸟、子母鳖、鹰首壶、带纹饰仓形罐等等，都不是日常生活用具，可以说是早期礼器的滥觞，一般都用于大型祭祀活动。
嘉兴地区出土的崧泽文化器物较早期马家浜文化时期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大改变。石器较马家浜文化时期磨制得更精细，造型和取材更加丰富。
陶器方面，则前者多为手制，笨重而简陋，多数为炊食器，纹饰较多采用拍印纹。后者为轮制而经过打磨，为便于携带使用，胎壁更薄而盛行镂孔，器型方面出现了很多原先没有的和宗教祭祀有关的器物，纹饰多采用手工刻划，内容大大丰富。
除了独具匠心的造型、纹饰之外，崧泽时期还出现了对色彩的运用，彩绘陶开始大量制作。
玉器方面，马家浜文化早期未发现真正意义上的玉矿，即所谓的“美石为玉”，玛瑙、绿松、石英等等。崧泽时期已经使用真玉，虽然不是后世所用的和阗、蓝田玉，但以淡青色为主的地方玉料其硬度和其他指标基本与上述两种接近类同，器型方面也有了相应的发展。
此外，嘉兴境内还发现了一些崧泽时期的祭坛遗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崧泽时期陶器上出现的一些几何纹饰和部分抽象刻划符号，在一定区域内被普遍认同，这些图案符号或许是部落的族徽？或许是代表了在一定范围内大家认可的意义？
很多陶器上发现的刻符已初步具备了汉字形成的基本要素。
从崧泽类型遗址中出土的文物来看，主要体现在从生活实用向宗教祭祀发展的显著变化，也体现了一种由松散形少量原始渔猎部落向社会形态更加紧密的“部落联盟制”转变。
应该说崧泽文化是整个长三角地区史前文明的第一座高峰。从横向比较来看，崧泽文化也是我国同时期史前文化中最辉煌卓越的，可以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三、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继承了曾经在这片土地上辉煌一时的崧泽文化发展而来，因此这两者之间很难把它明确划断年代界限。
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已进入犁耕稻作时代；手工业趋于专业化，琢玉工业尤为发达；大型玉礼器的出现揭开了中国礼制社会的序幕；贵族大墓与平民小墓的分野显示出社会分化的加剧；刻划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成熟文字出的前奏。
从遗址分布情况来看，长三角地区东片的良渚文化遗址从密集度、文物的规格、质量、数量上都远远不及西片的余杭、海宁、桐乡一带。
这就充分显示了该地区史前文明是从西向东发展延伸，又从东至西退缩，一种拉锯式的发展脉络轨迹。
那么在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早期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为什么又要向西退宿，甚至会最终突然在这一区域内消失呢？
或许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战争说。
比如汉代很多典籍都提到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其年代正是处于良渚文化时期。从史料和古代神话传说来看，这一时期中原华夏部族与东夷部族的战争确有存在。
蚩尤作为九夷之主，其所处之山东境内有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与长三角地区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在时间上和文化内涵上十分接近类似，甚至很多文物的器型都几乎一致。
虽然我们现在已不知道同样以奉鸟为图腾的长三角夷族首领叫什么，总之也当属于九夷之一。因此也有人认为中原部族因所处自然环境恶劣、资源贫乏，而着力发展生产力。
东南夷越部族，因资源丰富，衣食无忧而相对不注重生产力和战备力量的发展，举族沉湎于大型宗教活动，花费大量的精力制作用以祀神的精美玉器，导致最终被中原的华夏部族打败。
另一种是水患说。
《淮南子·天文》：“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又《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
这两段文字说明了一些问题：共工与颛顼争为帝，如何争帝？当然是通过战争。而对“不周之山”描述，很可能是火山爆发和洪水入侵。“地陷东南”是必然存在过的史实，否则就不需要“大禹治水”了。
就杭嘉湖平原近年良渚文化考古发现来看，遗址的分布量和当时的文化中心明显有西移的迹象。西片的桐乡、海宁显然比嘉兴东片密集得多，出土的文物内涵比东片丰富。
如果是战争的原因，时间不会太长，另外也没有发现青铜文明替代原来土著文化的迹象。由于嘉兴西片地势相对较高，再西则有山脉可退守，所以和洪水的关系是进退拉据的方式，即水退人进，水入人退。
也正为如此，良渚文化的大型祭坛、墓葬、人类聚集处选择了进退可据的余杭良渚一带。
良渚文化由于受到战争和水患的影响最终分崩离析，流播散落到各处，所谓的“百越”或许就有良渚时代古越族的影子。另一方面和中原华夏文明交融，很多先进的文明要素被中原文明所借鉴沿用。
或许也有少量先民不愿背井离乡，仍然驻守在原地，以其微薄的原始人力继续适应自然、改造自然，这就是所谓的马桥文化。
尽管马桥文化保持和延续了良渚文化的遗因，但是从人口居住密度，所制作的器物来看，当时的社会实力与强盛时期的良渚文化相比，实在差距天壤了。而且从出土器物的形制和纹饰来看，马桥文化在很多方面与中原地区的夏商文明存在一定的关联，说明它们是有交流与相互影响的。
四、前良渚文明
从最早的马家浜文化到中期的崧泽文化，直至晚期的良渚文化，它是在同一个区域内毫不间断、一脉相承，独立延续发展了三千年之久的史前地域文明。
三者之间如同一个人的童少年、青壮年、垂暮年的关系。实在不应该断章取义的把它切为三段分别研究，以致于世人只知晓名气较大的“良渚文化”，而忽略了形成它的前因。
我们是否更应该将这一区域内的三千年文明冠以一个统一的名称？更何况这三千年地域文明中，良渚文化并不是它文化鼎盛时期的代表。
通过对良渚文化时期出现的大量用于祭礼、雕刻造型图案的玉器，以及制作精美的陶器，可以看出它们在形制纹饰上的高度规范统一。虽然在制作技法上更趋于娴熟完善，然而在个性表达方面缺少独立原创。
与崧泽文化时期相比较，前者个体思想的表现形式更为多样、自由。大多数良渚文化的常见器物造型在崧泽时期已经出现，并且崧泽时期的很多独特器型和纹饰在良渚时期再也没有出现。
社会分工的明细专业化以及权力的相对集中统一，扼杀了自由思想下的个性创造，使得看似表面鼎盛一时的良渚文明，其实正是这一持续三千年的地域文明走向必然衰弱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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