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书浩如烟海，其中最让人称道的就是《史记》和《资治通鉴》。司马迁所编著的《史记》被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司马光所主编的《资治通鉴》，也被宋神宗及历代统治者评价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顾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历史经验描述警示后人。所以受到历代统治者、政治家、学者的推崇。
那么，同是大诗人的李白和白居易，《资治通鉴》对白居易多有提及，而对李白则吝啬笔墨呢？难道是李白文学地位和影响力不如白居易吗？
李白今天留下更多的是文学作品，比如代表作《将进酒》等；而《资治通鉴》紧紧围绕历史发展主脉络——王朝兴衰，治国者学以资政，百姓也可从中洞察事态人情。加上李白在政治上是失败的，一辈子更多的是寄情于山水，所以《资治通鉴》里没有提到他。
而白居易则不一样，除了是我们所熟知的大诗人身份外，白居易历任翰林学士、左拾遗，最高官职曾任太子少傅、刑部尚书，这可是二品官员，比李白和杜甫的官职要高得多。而且曾多次上书，时时评论朝政，其政治影响力和建树也要大得多。
《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九载：白居易曾经在同皇上(宪宗)讨论问题的时候，说了一句：“陛下是错误的。”皇上当时没有言语，但他的表情却十分冷漠严肃。
随后，宪宗对首席翰林学士李绛说，“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李绛赶紧维护着说：“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陛下欲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宪宗点头称是，“由是多见听纳”。
白居易故去以后，唐宣宗曾亲自为其作悼诗：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可见白居易的地位是何等之高，白居易的《长恨歌》还流传到了日本，受到上自天皇下至平民的普遍喜爱。然而，白居易如此的才华，如此的地位，交朋结友时却并不拘泥。
他一生中最好的知己应该是比自己小7岁的元稹。他们在科考场上相逢，一同喝酒作诗，一同寄书遣怀，互相唱和的诗歌，多达多首。然而，元稹虽然年轻，却比白居易早去世15年。
白居易晚年，失去了元稹这样的好友，但意外又结识一位忘年之交。那就是比他小41岁的李商隐。白居易和元稹关系好，还并不奇怪，两人毕竟是同科，在诗歌创作上还有共同的语言，因此他们很多诗文被共同列为“元和体”，而且他们还认为诗歌应该像诗经时代一样，有讽喻时事、“补察时政”的功能，所以共同倡导了“新乐府运动”。
但李商隐的诗，是出了名的艰涩难懂，有一种朦朦胧胧的美感，比如其代表作《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其实，这本应该是白居易最为痛恨的，他就认为诗歌应该老少皆宜，每写完一首诗，都要让老妇人听得懂才行。但是，缘分就是这样一个不可琢磨的东西，偏偏李商隐的诗，就是打动了白居易，偏偏让白居易屈尊与他结交。
在唐朝，人过世之后写墓志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大才子元稹死后，他的墓志铭自然是白居易来写。那么白居易死后，墓志铭归谁写呢?
当白居易遇到李商隐之后，却改变了主意。他认为唯有李商隐，能够支撑起唐朝诗坛，因此也请求他为自己写墓志铭。要知道，作为晚辈的李商隐，能给文坛宗师写墓志铭，这简直是白居易临死还要送他一个大人情，送他一个名扬天下的机会。只不过，机会是有了，李商隐也名扬天下了，却对他的仕途并没有什么改善。
《唐才子传》记载，李商隐成名时，白居易早就告老还乡，看见李商隐的文章一下就成为他的老“粉丝”，竟然对李商隐说：我死后，能够转世投胎当你儿子就心满意足了。
白居易仙逝后不过几年，李商隐果然得了一个儿子，他也不客气，干脆把这个儿子取名叫“白老”。可惜此儿智商不高，长大之后更无半点诗情。温庭筠就跟这个愚钝的小子开玩笑:“让你做白居易的后身，太辱没他了!”
结束语：
白居易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这一生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圆融佛、道等学问。为官正直、政绩卓越却并不迂腐，得意则踏实做事，失意则通达放旷。年少得意，老去偕隐，可无论出世也好，归隐也罢，白居易将人生的各种经历都处理得游刃有余，如鱼得水。白居易的一生，可谓是古代士大夫标杆式的存在。
一句话，白居易是历史上少有的官做得大，文章写得好，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一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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