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古都分布规律的探讨一直都未停止，并取得了一些丰硕成果。有人认为中国七大古都呈两个三角区分布，大三角上分别是北京、西安、南京(含杭州)；小三角上分别是洛阳、开封、安阳，中国历史上的古都从不离开核心三角区。以上观点主要从政治、经济、自然条件、形胜等方面进行论证。本文对五大都城西安、北京、洛阳、开封、南京作一般性探讨，看看古人是如何从风水的角度来看待定都的。
边缘性的原则是指处于盆地或封闭性地形中的都城在方位上尽可能地靠近中原的边缘地区，而不要处在中原的中央。在这里，要先假设中国(长城以内)是一个巨大的盆地，而都城则是处于这个巨大盆地中的“穴”或明堂，那么，都城会尽量地背靠巨大的山脉或依托河流，以盆地或封闭的地形为根据地，面对中原、俯瞰中原。符合这一原则的有西安、北京、南京三大古都。
处于中原边缘的都城，作为一个整体，要有两个优势，首先，都城的地势要高于中原地区，也就是历史上常说的都城必居统治区的上游，以高屋建瓴之势来统治中国，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
中国的地形是西北高东南低，关中盆地从地势上高于中原，有俯瞰之势。汉朝人评价关中盆地是以“地势便利，以其下兵于诸侯，譬如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和中原相比，北京的地势也是高高在上，金朝都北京，盖因“燕都地处雄要，北依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顾祖禹在写到北京地势时，“以燕京而视中原，居高负险，有建瓴之势。”在这里，古人都强调都城应建在高处俯瞰中原的优势。
对于南京来说就没有这样的地势上的优势，和西北、北方相比，南京的地势是低的，所以，南京向不为历朝统治者看好，作为都城时，大多是分裂或割据时期。其次，都城所处的盆地(或封闭地形)和外界的连接处最好有关隘，如果没有关隘，得有重要的城市或江河作为屏障。在这点上，西安是最为完美的，西安处于一个完整的盆地中，东面只有涵谷关通向中原。北京只能说是半封闭的，向南是敞开的。南京的地形和安全性可以说是仅次于西安的，它的安全取决于长江中游的武昌和襄阳等城市是否在南京的控制之下。
从定都时间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古代定都边缘性都城的时间远超过定都中原性都城的时间。历史上，在北京、西安、南京三个边缘性古都的定都时间合计为1，多年，作为中土性都城的洛阳和开封定都时间合计多年。
从宋朝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将都城定在有天下之中之称的洛阳或开封。为什么古代定都总是倾向于将都城设在中原的边缘?都城的边缘性与风水之间是否有关系?答案是肯定的。
都城的边缘性正是中国风水中一个无所不在的法则——“负阴抱阳”的择址原则的进一步发展。负阴抱阳或背山面水是中国风水观念中住宅、村庄、城镇和都城择址中应遵守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格局。负阴抱阳要求在一个局部的范围内，作为住宅、村庄、城镇和都城的背后是山或山脉，左右是次峰或岗阜，前面是弯曲的流水，在这个局部封闭的环境与外界相通最好是一个狭窄的通道，风水上通常称作水口或关拦，起防护作用，以保证安全。
负阴抱阳的择址原则，早在中国的原始社会就已经开始，并有普遍性。考古发掘已证明了这一点。有人统计了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马坝人、小南海文化和山顶洞人的栖息地，这些早期原始人类的栖息地有个共同特征，就是他们总是将栖息地筑在相对高的靠山的山坡上，前面或左右有河流流经，在栖息地上能俯瞰河谷或面前的开阔地。
原始人居住的这种布局是典型的负阴抱阳的居住格局，可以说正是中国原始人类的栖息地布局，此后逐渐演变成中国风水中负阴抱阳模式。这种居住地的择址方式影响到风水师，再经过风水师的理论化、系统化，反过来又强化了负阴抱阳的择址模式，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影响各个领域的基本准则。城市在择址上和原始人类所采用的原理是一样的，尤其是都城，更加强调风水在择址中的具体运用，强调都城的边缘性，实际上就是强调安全性和防御功能。
很显然，都城的边缘性原则和中国历史上另一个重要的定都原则——天下之中，看上去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这两种定都原则的并存，正好说明了历史上都城在择址上的多样性、复杂性。关于天下之中定都原则，已有多篇文章论述，在此不再赘述。这里要探讨的是这两种定都原则之间的关系，古人是如何认识两者的关系，古代在择都时是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安全性和政治性的关系。
宋朝以前，中国的都城主要在边缘性都城西安和中土性都城洛阳、开封之间选择，从唐宋人的迁都言论中可以看出，关中代表了险和安全性，洛阳、开封表示德和政治性。唐朝因安史之乱起于关东，肃宗将都城从洛阳迁回长安。代宗时，吐蕃入侵，皇帝打算东迁洛阳，遭到郭子仪的反对，理由即是关中为天下至险，并举例说明前朝定都长安又离开长安的没有不灭亡的。德宗奉天之变时，皇帝打算西幸成都，一时众说纷纭。其中，朱朴的观点值得注意，朱朴主张迁都襄邓盆地，认为襄邓盆地不独形胜之地，且因上接洛阳能得中原民心。宋朝时，赵匡胤要都长安，赵匡义反对，认为都城择址，应体现它的政治功能，“在德不在险，力请还汴。”由于边患不断，范仲淹主张将都城从开封迁往洛阳。
有人就西安、洛阳、开封三城的特征作出评价：“大抵长安便于守，洛阳便于归，大梁便于战”，长安“是膏腴惰农，险阻逸德，知御侮于海隅而忽艰虞于京辇者，长安之不利也。”建都长安而灭亡的王朝，一般都亡于内部，少有因外界攻入关中而灭亡的。犬戎灭西周，赵高亡秦，王莽篡汉，姚苌并坚都起于关中内部。洛阳则不同，“德化有时而替，纲纪有时而紊，受敌八面而距险不数舍，一方骄虔，九重震动。”
大凡都洛阳的王朝多亡于外部的因素，“董卓奋而东汉亡，尔朱聘而北朝乱”。开封则是“偏师犯阙如履门阑，以至典午失驭，藩侯弄兵，往来如织，岂非失战守之备也”。从以上议论中可以看出，在安全性上来说，作为边缘性都城西安比起中土性的都城洛阳、开封要优越得多。
从古人总结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对将洛阳、开封作为都城表现出的担心，在战争和动乱时期尤其如此，但内心上都不愿放弃有天下之中之称的洛阳、开封。北宋、南宋之交，南迁之势已定。李刚反对，主张不置定都，除仍都开封外，另置长安、襄阳、南京三地为都城。认为“方今多难之际，宗社朝廷一迁，天下必有蜂起之势，中原震动，卒难复安”。
李刚的意见是一种折中的做法，既要处天下之中，得到政治上的优势，又要处边缘性的都城，确保军事上的安全。孝宗时，陈亮再上书，主张迁都荆襄之地，认为“其地虽要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而不发泄者，况其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以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是亦形势消长之常数也。可见陈亮之说是受了唐朝朱朴之说的影响，他们都想以荆襄之地来取代洛阳，达到既安全又能靠近中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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