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疗白癜风哪家最好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81150136625383418&wfr=spider&for=pc要谈论中国历史的起源，还是要从新石器时代讲起来比较适合，目前挖掘所得的旧石器时代的遗物跟遗址。从大约万年前的元谋人开始，到北京人、蓝田人等等，一路下来到山顶洞人，这些旧石器时代的考古遗迹出土的非常的零星，只能够让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曾经有这样的人种存在过，却无法进一步了解这些人是谁，他们做了什么。因而对于说明中国文明的发展不会有太大的帮助。中国的历史要从新石器时代讲起新石器时代就不一样了。在中国已经挖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数量超过一千个，有很多不同区域、不同时间的材料可供比较研究，更重要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除了中国的资料之外，还有庞大的世界性的分布，可以拿来参考比对。经过长年来，全世界考古学家的努力，我们有了很多关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知识。例如说借由两河流域新石器的考古发现，我们了解当古代人类拥有磨制石器的能力的时候，他们的制陶技术也会有相应的大幅成长。比较精细的陶器出现，又几乎都和定居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再来，一旦有了农业，社会组织就会跟着变化，不可能用个别家户的分散方式，或者用狩猎分工的方式来从事农业，于是较大型的社会组织也就跟着出现，往往较大型的社会组织扩展到一定的程度，就有了创造和使用文字的强烈动机。这几件事在两河流域，还有其他好几个不同的古文明地区，都是连带发展的。考古学上就把它总称叫做“新石器时代革命”。新石器时代革命最常见的现象就是日益增长的庞大社会组织，这些较为庞大的社会组织有不同的形式。例如说，两河流域苏美尔文化是以城市城邦的形式出现，在古埃及则是以集中神权的形式出现，无论什么样的形式，他们的共通点是复杂的组织，而且都有农业耕种技术的演进，都有随着农业生产而来的新的分配的制度。也都有了初步的文字，还有依赖文字作为工具的初步统治的形式。这些现象在很多地方都和新石器工具一起发展，那就相对容易了。在中国挖到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例如说我们挖到了仰韶村，挖到了仰韶文化，或挖到了龙山文化，我们就可以参考别的世界文化的例子，也就可以开始进行一些问题的假设。真正挖掘出来的可能只有陶器，可是我们观察陶器发展的状况，借由比较研究，我们就可以来推测什么样的人会做出这种复杂纹饰的陶器，这些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组合起来过他们的共同生活呢？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堆造能够烧出这种陶器的窑，他们又用什么方法上釉，并维持釉色在高温当中的表现？刚开始找到的是这些物件，然后顺着物件所提示的问题去寻找组成这个社会组织的各种不同的证据。正因为有这样的问题意识程序作为支撑，后来考古学才会挖掘出西安半坡遗址。西安半坡遗址最早挖到的是东北角的一个居住遗址，大概是六间居所。当时如果没有这样的问题意识，没有社会组织的概念，这个遗址的挖掘可能就仅止于此。可是，因为对社会组织的关怀和疑问，就会想要弄明白这六座房子是在什么样的组织安排下产生的。于是扩大挖掘，最后挖出了一个将近五万平方公尺的大聚落。在聚落当中不同的房子的面向和房子之间的分布距离都有特殊的道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讲中国古代历史要从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文化谈起，因为新石器时代才有文化的内容，可供我们来认识、来谈论。在旧石器时代，因为它的器具是用打出来的，打出来的器具并不好用，因此在生产力的改变上面是极其有限的，顶多就只是让当时的人可以稍微更有效地来进行，也就是狩猎跟采集的生活。这样的一种有限的生产力，首先它不足以形成聚落，因为它没有办法让这么多的人可以固定生活在一起，而能够得到充分的资源，可以活得下去。狩猎跟采集也就需要非常大的面积才能够养活一个人，所以他们不可能定居下来。没有聚落，没有定居，这个时候就很难在地底下留下考古遗迹。所以我们能够找到的通常都是非常稀落、非常有限的一些人骨头。然后顶多在人骨头的旁边发现了简单打制而成的器具，就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人有制造器具的能力的证据。但这个证据非常的有限，无法定居，也没有聚落，也就不可能发展出任何可以留在地底下的文化的形式。没有这种文化的产品，我们对于旧石器时代能够知道、能够讨论的相对就非常的有限，必须要等到所有的这些条件连环在一起，制造器具上面有了突破，相对的可以开始用器具进行种植，这个时候开始有了农业。有了农业之后，开始有了更进一步的，例如说陶器的出现，这才是有文化的人类，我们才能够一一地去了解，一一地去讨论和这个遗址相关的人，他们创造出什么样的东西，他们过什么样的生活。“满天星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什么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这其实是一个错乱的说法。因为在新石器时代还没有中国的存在，是靠后来的历史发展，这一整块地方才变成了一个亲和、彼此交流的巨大的系统，也才有政治跟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所以严格来说，新石器时代早于中国的出现和确立，我们要明了中国到底是如何诞生、如何出现，所以我们将研究和整理的范围定在后来产生中国文化的这一块区域。但应该要小心的是不要倒果为因，以为新石器时代就有这么一块中国的存在。比较适当的态度应该是我们去调查，看一看在新石器文化的时间断面上，这个后来成为中国的区域里，有些什么样的人类活动正在进行，并且试图整理这些人类活动的特色和性质。“新石器时代”这个名词有两个大部分重叠却不完全一样的意义。第一，它指的是这些考古遗址显示，那些人所使用的主要工具是磨制的石器，我们挖到这样的石器，就把它归入到新石器时代的类别当中。第二，它指的是一段时间分期，在中国考古上一般倾向于把中国新石器时代从距今约年前的裴李岗文化开始算起，大致延续到距今年到年左右。可是我们要小心，因为有一些挖出大量磨制石器的文化，不一定刚好落在这段时间里。例如说台湾所属的南方新石器文化，像是凤鼻头、大坌坑，或者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新石器文化，时间都远远晚于中国核心区域的新石器时代，别人已经结束了新石器时代，这里的人还继续在用石器，甚至才刚开始使用石器，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区域在新石器的发展上都是同步的。这和后来的历史分期概念很不一样。例如说，当我们说清朝，清朝作为一个断代的概念，很确定的，那就是从年到年，可是当裴李岗文化在距今约年前进入到新石器时代，同一个时期，长江下游没有发现任何新石器的踪迹。而在台湾，一直到距今约年前，都还有新石器时代的遗迹，所以台湾的新石器时代比较晚，这是不一样的时代和断代的概念。讲到夏、商、周，最重要的就是必须扭转从前的概念，尤其是以朝代概念来理解的夏、商、周。在朝代概念底下，夏、商、周叫做三代，是三个前后相续的朝代。然而依照目前找到的考古证据，并且我们对照文字文献来看，详细的情况，我在后面的音频内容当中会跟大家解说。我们先说夏、商、周，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不是三个朝代，而比较接近是三个不同地域的三种民族、三种不同的文化。有很长一段时间夏、商、周其实是并存的，并不是这个灭了，那个起来。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分布非常广，而且其中有些划分清楚的不同形态、不同系统。过去习惯的讲法是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这个讲法不能说有错，因为在庙底沟的考古遗迹当中，明确出现了仰韶文化在底下，龙山文化压在它上面的分层，在同一个区域有仰韶文化，有龙山文化，两者是时间先后的关系。可是要记得新石器时代考古明确地显示，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和庙底沟一样。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除了有时间先后差别，另外还有地域上的差别。龙山文化的发展比较靠东边，仰韶文化则是以今天的河南作为它的核心的。除此之外，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由河姆渡文化所发展而成的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都各自有它们分布的地域。为什么称他们是不同的文化呢？因为它们虽然大致在同一个时期发生，而且他们的技术程度差不多，但不同的区域各自表现出很强烈的特色。除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外，到现在为止，其他各个文化在考古学上还没有办法建构其间互动影响变化的明确的模式。也就是说至少依照现在的资料来看，不同区域的这些文化很有可能是各自独立发展而成的。并不是像过去所想象跟主张的：以前以为仰韶文化是最早的中心，然后东传到龙山文化去，西传到甘肃的马家窑，南传到河姆渡和良渚，这几个文化现在看起来比较像是在同一个时期独立发展的，早于仰韶文化的红山文化更是明确独立出现的。所以这就是苏秉琦先生他所提的叫做“满天星斗说”，也就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不是从一个中心逐渐散布到外围其他地方，而是在一段时期当中，许多不同的地方如满天星斗般各自发展进入新石器时代，然后产生了彼此之间缓慢、但是复杂的互动和交流。陶器——理解中国文化开端的关键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有一项很明显的特色，那就是出土的文物里面有远比世界上其他同期新石器时代文化更多的陶器，不但是数量多，更重要的是形制很多，各式各样。有鼎，有壶，有豆，有罐，有高柄杯，有盘，有钟，有釜，有双耳杯，有盆，有瓮。说不完的，多得不得了。这在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里面是很少见的，所以就产生了这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这个地方的人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不同的陶器？物品会有他们功能上的考虑，可是多样性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很难纯粹从功能的角度来解释。而且如果以古文献来对照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古代文字里和器皿有关的字多得吓人，那就表示器皿一定有文化上的意义。去看看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青铜器，每一件器皿的名称有很多字，我相信一般人是不认得的，不同形制的器皿都有一个古代留下来的称呼。那为什么要取名字取得这么样的精确呢？不同的形制就要有不同的明确、不一样的名字呢？这让我联想到我有一位老朋友，他的女儿小时候对于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得到了特殊的机会接触马，还学习了马术。他这个女儿后来升高中的时候，甚至是靠着马术加分的，从对马的兴趣，这个小孩好奇地就去查字典里以“马”为部首的字。一查，不得了，发现这个部首底下收了好多字，大家真的可以去查查看“马”字边的字有多少？还有呢，你再看看，尤其是如果你查的是《康熙字典》，那个数量是很惊人的。你问你自己，你看一下，你认得多少？我真的不是小看大家，但我敢跟你打赌，这个部首里的字70%以上，你都不认识，而且现在你大概也没有机会认识了。所以以部首为单位来比较的话，我们对“马”字边的识字率应该是最低的。我这位老朋友呢，是谁？他是唐诺。他写过一部重要的作品是《文字的故事》，大家可以找来，我也特别推荐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本书，用这本书的方式来认识中国的文字。在《文字的故事》里，唐诺特别介绍解说了你会觉得很陌生的“马”字旁的字，中国人一定曾经和马非常地亲近，马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必定曾经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才会仔细观察马，去分类马，也需要详细描述马的形状、马的种类、马的动作、马的行为，以及马的处境。所以才发明并运用了那么多和马有关的字，这些字从发明到运用，到被忽略、遗忘，这就记录了一段历史，也存留了一段文明经验和记忆。同样的，中国古代会有那么多跟容器、器皿相关的字，而且今天大部分都失传不用了，也显现容器、器皿在那个时代的人类生活里，有着比我们今天来得更密切、更重大的意义。这些古字显然源自于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形制，所以大约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这个文化就有一些成分在萌芽、发展和跃动。一个是众多的陶器形制，一个是甲骨文、金文。直到后来大、小篆里面所留下的大量跟烹饪有关的字，这会是我们理解中国文化开端的重要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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