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熙五年，刘裕从建康出兵进攻南燕，次年二月，克其国都广固，南燕亡；义熙十二年，刘裕又率军伐后秦，至次年八月，后秦主姚泓投降，后秦亡。刘裕的两次北伐是南方在军事上的罕见胜利，王夫之便谓：“然则永嘉以降，仅延中国生人之气者，唯刘氏耳。”
北伐在开疆拓土的同时，也使得许多北方武人因之南下。一方面，在战争过程中，已有一些南燕、后秦的将领降服于刘裕，并随同南归；另一方面，在战争结束后，又有不少新占领区的尚武豪族争相南渡，形成宋齐时期北人南迁的第一个高潮。
一、南燕、后秦降将及其降附原因
刘裕所领晋军势力强大，因此不少南燕、后秦的将领迫于军事压力而投降。如垣遵、垣苗，《宋书》卷一《武帝纪上》载：“大军进广固，即屠大城。超退保小城，于是设长围守之……超大将垣遵、遵弟苗并率众归顺。”垣氏兄弟在广固外城已被攻破，内城又遭围困的情况之下，只得率众归降。
又如韩范，《晋书》卷一二八《慕容超载记》载：“姚兴乃遣其将姚强率步骑一万，随（韩）范就其将姚绍于洛阳，并兵来援。会赫连勃勃大破秦军，兴追强还长安。范叹曰：‘天其灭燕乎！’会得（刘）裕书，遂降于裕。”韩范本求援于后秦，但见秦军回撤，南燕灭亡已成定局，无奈之下选择投降。至伐后秦时，其河南守将见晋军势大，更是望风而降。
《晋书》卷一一九《姚泓载记》载：“泓将王苟生以漆丘降（王）镇恶，徐州刺史姚掌以项城降（檀）道济，王师遂入颍口，所至多降服。”除王苟生，姚掌外，还有姚万寿、姚洸、姚禹、薛帛、胡翼度等人，也都先后降于晋军。
此外，还有部分被俘的将领，如南燕之张华、封恺，“右仆射张华、中丞封恺并为裕军所获。（刘）裕令华、恺与超书，劝令早降。”后秦之姚坦、杨业，“（檀道济）进克许昌，获伪宁朔将军、颍川太守姚坦及大将杨业。”这些人自然也大都降于晋军。
当然，也有一些将领是因内部政治斗争的失败，而主动逃奔入南。
可见封、段二人皆因卷入慕容法和慕容超的争斗，被迫出逃北魏，又因在北魏处境不佳而先后投奔刘裕，又如后秦之尹冲、尹弘，同样因卷入姚弼与姚泓之间的争斗，“（姚）泓立，冲与弟弘俱逃叛南归”。
广固城破后，刘裕曾“没入家口万余”，后秦灭亡时，也将姚氏“余宗迁于江南”，以此推之，这些降将作为亡国之余，无论因何种原因而投降，其中大多数人自然难免被迁入南方的命运。
刘裕因卢循、徐道覆为乱而被迫南归，故借韩范、封融二降将之力以守御青齐，关于韩范所领八郡及燕郡太守之职，胡三省注曰：“青州旧督齐、济南、乐安、城阳、东莱、长广、平昌、高密八郡；而所谓燕郡者，盖南燕于广固置燕都尹而今改为燕郡太守耳。”可见刘裕南归后，韩范名义上成为南燕故地的主要军政长官，韩范“德望具瞻，燕秦所重”故刘裕欲借其影响力以维持地方稳定。后秦灭后，刘裕同样以尹雅为秦州刺史，应与对韩、封二人的任用类似。
相比之下，段宏及尹冲、尹弘兄弟等主动来归者则更加容易受到重用，如段宏在伐后秦时便为刘义真中兵参军，助其防守关中，并以一己之力救刘义真归南，可见已较受信任。因此在元嘉中，这些人便多以勇武而仕至刺史之位。
值得注意的是，与旧政权的关系也直接影响到降将在南之境遇，如封融虽主动来归，但因封氏与韩氏一样，与慕容燕政权关系密切，故封融、韩范虽一时得用，不久即被刘穆之借故杀死，而反观垣遵、垣苗兄弟虽迫于形势而降，但因其与南燕相对疏离，且在战后不久即南迁徐州，故垣氏一族在宋、齐之发展也更加顺利。
二、南迁之尚武豪族
南燕灭后，青齐地区部分豪族选择南迁徐州。如上述垣遵、垣苗虽为降将，但略阳垣氏本就“族姓豪强”，他们在战后阖宗迁入徐州，至垣苗孙垣崇祖时，史书已称其为下邳人。又如王玄谟家族，《宋书》卷七六《王玄谟传》载：“王玄谟字彦德，太原祁人也……祖牢，仕慕容氏为上谷太守，陷慕容德，居青州。父秀，早卒……武帝临徐州，辟（王玄谟）为从事史，与语异之。”可见王氏原居青州，后因南燕灭亡而南下，但其具体时间史无明载。
再如魏郡申氏申永、申宣，《宋书》卷六五《申恬传》载：“高祖平广固，恬父宣、宣从父兄永皆得归国，并以干用见知。”实际上，申氏早在战争过程中就己为晋军效力，据同书卷一《武帝纪上》，刘裕任命申宣为泰山太守，抓获了从后秦求援归来的张纲。
当然，诚如唐长孺先生所言，“青齐地区完全是地方豪强掌握的世界”，青齐地区豪族出仕刘宋者绝不止上述几家，但这些人在宋明帝泰始以前主要活动于青齐地区，故本文并未将其算作此一时期南迁的武人，他们中的一部分要待泰始以后方才南迁，此待后论。
关中地域的豪族入南则可分为两批。第一批随刘裕大军南渡，刘裕占领关中不久，因刘穆之病死，匆匆率军南归，有一些关中豪族也随其入南。如阴袭，《梁书》卷四六《阴子春传》载：“晋义熙末，曾祖（阴）袭随宋高袓南迁，至南平，因家焉。”且刘裕携战胜之威，其中部分豪族可能是被强制南徙。
杜坦的经历则更加明显，《宋书》卷六五《杜骥传》载：“兄坦，颇涉史传。高祖征长安，席卷随从南还。”所谓“席卷”可见其并非自愿跟随，战后徙民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常见的现象，因此像赵迁子孙和杜坦这样被迁徙入南的豪族武人应该为数不少，但因其中不少人入南后长期湮灭无闻，故史书多未载其姓名。
第二批则在随后关中的一系列动乱中相继南迁。刘裕南归后，派其子刘义真留守，为稳定关中局势，他征召了一批当地豪族出任僚佐，这些人在赫连勃勃击败晋军后，也纷纷随同南迁。如韦肃，“刘义真镇关中，辟为主簿，仍随义真度江。”又如杜骥，“桂阳公义真镇长安，辟为州主簿，后为义真车骑行参军，员外散骑侍郎”，可见杜骥也随刘义真入南。
此外，如韦惠度同样“随刘义真过江”，其经历应与韦肃、杜骥相类似。继而赫连勃勃占据关中之后，统治残暴，使得“夷夏嚣然，人无生赖”，又导致部分豪族避乱南下，如韦祖征、韦祖归，《梁书》卷一二《韦睿传》载：“（韦睿）祖玄，避吏隐于长安南山。宋武帝入关，以太尉掾征，不至。伯父祖征，宋末为光禄勋。父祖归，宁远长史。”
韦玄虽未仕于刘裕，但他不久后即为赫连勃勃征召并杀死，其二子祖征、祖归既仕宋，可能是在其死后避祸南奔。直至宋永初年间，仍有华山蓝田人康穆避乱南下，《梁书》卷一八《康绚传》载：“宋永初中，（康）穆举乡族三千余家，入襄阳之岘南，宋为置华山郡蓝田县，寄居于襄阳，以穆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康氏南迁的原因虽未明载，但以其时间及当时的历史背景推之，应与刘裕北伐引发的一系列关中动乱不无关系。
这些豪族入南后往往数代出仕宋、齐为将，甚至形成一个独特的“将门”群体。南迁豪族之所以大都形成“将门”，则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宋齐时期，由高门士族掌握统治权利的门阀政治虽已终结，但士族仍享受着相当优渥的政治待遇，甚至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他们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与特权，对于这些晚渡豪族自然加以压制。不过，在南北对立的情况下，武事自然不可或缺，而江左士族却鄙薄武职，因此晚渡的豪族人物得以借军功以为进身之资。
其次，与高门士族崇文鄙武、不谙实务不同，南迁豪族长期保留了经世尚武的家族风尚。垣荣祖推崇汉魏大族文武兼具的作风，对“武事可畏”的南方士族思想则不屑一顾。此应为垣氏之家族门风，第二代垣护之“少倜傥，不拘小节，形状短陋，而气干强果”，垣询之“骁敢有气力”，第三代垣崇祖同样“自比韩信、白起”，垣喜伯“少负气豪侠，妙解射雉”，垣历生“拳勇秀出，可见垣氏一门大都以武著称。
不仅垣氏，经世尚武可谓南迁豪族的普遍特征，如申永、申宣“并以干用见知”，康绚“少倜俛，有志气”，裴叔业“父祖晚渡。少便弓马，有武干”气这种家族风尚，正是“将门”得以形成的重要前提。
最后，南迁豪族的迁入地主要集中在江北的徐、豫、雍等州，这使得他们能够更方便地与北来流民相结合，倚仗宗族影响而形成世代统帅的私人武装，并以此为核心征召更多的军队。
刘道隆令垣崇祖到下邳招募，正是欲利用垣氏的私人部曲以及其号召力来组建一支武装，以随其西入梁州，后裴祖隆在下邳引垣崇祖一起守城，应该也是看中了这支力量，而与垣崇祖一起救援裴祖隆的所谓“亲近数十人”，应该就是垣氏部曲中的一部分，且其从弟垣荣祖劝降薛安都失败后，同样“收集部曲，为安都将领”，可见垣氏在徐州地区有着相当强的号召力。
又如杜叔宝己成豫州地区的“土豪乡望”，故得以胁迫“素无部曲”豫州刺史殷琰对抗明帝；而华山蓝田康元隆、康元抚、康绚两代三人，先后继任宋、齐侨置的华山太守，统帅随其南下的乡族，到梁武帝伐东昏侯时，康绚“身率敢勇三千人、私马二百五十匹以从”，是一支不可小觑的私人武装。
总结
当然，除了宗族影响力及地利之便外，南迁豪族拥有的经济实力也是他们得以维持并扩大号召力的重要原因。如王玄谟虽“性严克少恩”甚至曾因贪图货利而导致战争的失败，但他在徐州刺史任上时，“北土饥馑，乃散私谷十万解、牛千头以振之”其有如此反常之举动，拉拢徐州人心之意相当明显，故王玄谟被前废帝以领军将军征入建康时，“旧部曲犹有三千人”。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南迁豪族的“将门”地位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军功的积累，其社会政治地位也不断提高，其中部分家族成员逐渐转向文质化，如垣阅之子垣昙深“以行义称”、“雅有学行”，其妻郑氏教子也“亲教经礼，训以义方”，可见垣氏这一支己颇具文化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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