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小冉就该大家解说中国前期的乡约。陈忠实写作《白鹿原》时，在陕西蓝田县查阅资料发现了《吕氏乡约》。陈忠实回忆道：”当初抄这份《乡约》条文的时候，多是一种新奇感觉。”带着这种新奇的感觉，陈忠实追溯历史，在小说中融入了诸多与乡约有关的内容。宋代蓝田人吕大钧制定并推行的《吕氏乡约》，是中国第一部成文乡约，影响后世千年。北宋熙宁年间，吕大钧制定《吕氏乡约》，在蓝田地方进行推广。吕大钧祖籍汲郡(今河南卫辉)，父亲吕喜欢蓝田的山水，迁居蓝田。吕所生六子，五人考中进士，其中大忠、大防、大钧、大临，在《宋史》中均有传，其他二子则无直接文字记载。以文化上的造诣，科举上的成就来比较，有宋一朝，能与四川“峨眉三苏”相比肩的，只有陕西”蓝田四吕”了。
吕大钧与张载是同年进士，但对张载相当佩服，执弟子礼。张载学说的核心内容是学贵致用，躬行礼教，后来吕大钧制定乡约时，融入了张载学说，并加以实践。熙宁七年(年)，吕大钧兄弟在乡为老父吕治丧。三年之后，丧服期满，其他兄弟都重新做官，吕大钧却不想做官了，他在乡读书论道，培养人才，同时制定《吕氏乡约》。熙宁十年张载去世，作为张载信徒的吕大钧觉得有推广其学说的必要，就在此年十二月，将乡约公布并实行。《吕氏乡约》共字，核心精神有四项，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德业相劝是针对个人的道德及事业。个人应该修身以提升道德，同时读书、治田、营家，改善家庭经济。礼俗相交规定了日常生活中乡人之间交往的系列规则。凡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待人接物等，应当遵照礼制要求进行，如果有困难，同约众人根据彼此能力，予以救助。
过失相规，是针对个人所犯的错误，制定相应处罚措施。违背乡约核心精神的，称为”犯约之过”。个人修养不足、为人懒惰、举止粗鲁、用度奢侈、临事不格，称为”不修之过”。其他还有酗酒赌博、造谣污蔑、行动不符合礼法、言行不一、营私太甚等，称“犯义之过”。不修之过、犯约之过，均罚一百钱，犯义之过罚五百钱。如果程度较轻，自己主动认错，可免于惩戒。对于屡犯不改者，则逐出乡约。对于表现好、道德情操高者，则”书于籍”，以示鼓励。患难相恤，详细规定了乡民之间互相扶助的内容，分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七项。遇到此类事件，同约中人有义务提供钱财、器物、马、人力，帮助渡过难关。乡间如果有人未曾加入乡约，遭遇灾难之事，入约中人也有义务对其进行帮助。为了保证乡约的推行，在乡民之中推举人品端庄、刚正不阿者，担任”约正”，负责扬善惩恶，记录款项开销，组织集会聚餐等事务。同时设“直月”一人，依照年龄轮流担任，主持杂务。乡约规定，每月一小聚，每季一大聚，聚会由”直月”负责组织。礼俗相交是《吕氏乡约》中占据篇幅最大的部分，其中多是对古礼的节录，内容空洞，不符合实际生活。之所以在乡约中附入这些内容，与吕氏家族的风气有关。吕氏家族好古重礼，日常生活中，吕氏族人严格按照礼法交往，自然将这套思维搬到乡约中来。后来朱熹修改吕氏乡约时，对礼俗乡约做了较大幅度修改。
就乡约的制定及推行，吕大钧兄弟之间存在分歧，也有过较多讨论。长兄吕大忠认为，乡约中有过于激烈的内容，建议进行修改。吕大钧听从长兄意见，放宽了处罚措施，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但二兄吕大防对乡约却持怀疑态度，在没有得到官方认可的情况下，依靠民间力量，聚集民众，维持乡间秩序，会让官方产生疑惑。再者朝廷之中党争激烈，公然推行乡约，会被人以“党事”攻击。故而吕大防建议将乡约改为“家仪”在家庭内部实行，或者改为“乡学规”，用来教授弟子，如此可避免风险。吕大钧则认为，乡约是针对乡人之间关系而设，不能改作“家仪”，改为”乡学规”倒是可以接受。至于与党争牵连，吕大钧则不屑一顾，认为“不知乡约有何事近之”。吕大防是兄弟几人中官职最高者，曾担任宰相，久经世故，于官场。对于乡约推行所带来的风险，吕大防极为担心，他一-再给弟弟写信，劝他放弃乡约，出来做官。吕大钧则告诉二兄，乡约与最初制定之时已有很大不同，且乡约之事乡人已经知道，不好放弃。
吕大钧制定推行乡约的出发点是维持地方秩序，劝民为善，进行教化。但通过乡约，将地方自治的权力集中在乡间土绅手中，必然会触动大一统权力的神经。友人得悉乡约之事后，纷纷写信给吕大钧，劝告他谨慎行事。乡约是前所未有的事物，又未曾得到官方的认可，在朝内政争激烈的关头，此类新鲜事物，最容易造成口舌之争，引发攻击。友人甚至认为，乡约的推行有强人所难的成分，且擅自推行，是对官方不恭。吕大钧承认乡约中有需要完善的部分，请友人提出修改意见。至于乡约本身，不过是如同市井行规一般，皆是最普通之事，推行起来并不为过。乡约推行时，距离王安石变法为时不远。王安石推行的保甲法，重在控制，轻于教化。吕大钧推行乡约，也是想弥补王安石保甲法的不足。吕大钧推行乡约，主要目的是对民众进行教化，改善地方风俗。乡约不强制参加，来去自由，来者亦不拒，去者亦不追”，重点在于教化，而不是控制。吕氏兄弟由科举出仕，成为地方上的望族，由吕大钧出面推行乡约，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在地方上很快推行开来。吕大钧将往昔深奥的哲理，外化为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并通过互助合作，帮助患难者。乡约推行后取得一定的效果，”行于冠婚、膳饮、庆吊之间，节文粲然可观，关中化之”。
元丰三年(年)，大儒程颐入关中讲学，吕大钧与他有过接触。对于吕大钧推行乡约，程颐赞赏有加，评价道:“任道担当，风力甚劲。也在此年，吕大钧走出蓝田，再次出仕为官。当年的八月，天空中有彗星划过，朝野上下皆以为是凶兆。吕大钧乘机上奏，大谈道心之说，建议宋神宗招募有德义之士，讲求至道之实，使浩然之气充塞天地，如此就不必忧虑什么凶兆了。对于此类天人感应之说，皇帝听得多了，也不以为然。元丰四年七月，宋对西夏作战，吕大钧至转运使李稷帐下效力。李稷在前方因粮草跟不上，就让吕大钧回后方，向经略使种谔请求回师。不想种谔却不给他面子，叫道:“没粮草，你让李稷过来，吃我一剑再说。”不想吕大钧的戆直脾气上来，指责他道:”朝廷出师，去塞未远，却斩转运使，你眼里还有皇帝吗?”种谔碰到这种不怕死的文人也没办法，只好允许李稷回师取粮草。此番出师之后，大概是操劳过度，不久吕大钧就病逝于征途中，享年53岁。乡人感念吕大钧推行乡约，造福乡里，”相率迎其丧，远至数十百里，贫者位于别馆哭之”。此时乡约施行了将近五年半，随着吕大钧的去世，乡约试验也告终结。到了南宋，《吕氏乡约》被重新挖掘，受到重视。朱熹对《吕氏乡约》作了修订，他在”德业相劝”条中，加入了“畏法令，谨租赋”六个字。这六个字何其重要。由此六个字，修改后的乡约是在向国家政权表态，虽为民间自治，但受国家法令控制，将严格守法，按时缴纳租赋。由此六个字，乡约也被纳入国家政权体系之中，成为社会治理系统的组成部分。
朱熹同时将乡约中一些偏向于文人的内容及处罚措施取消，使得穷人也可以加入。就《吕氏乡约》中的乡民礼俗，朱熹化繁为简，使之更贴近民众生活。不过朱熹此时对乡约的大规模推行却持保留态度，他曾道:”且欲流行，其实恐亦难行。”经过朱熹修订之后，乡约在南宋得到了局部推行。朱熹弟子阳枋组织八十多人，以《吕氏乡约》为纲领，维持地方秩序，进行民众教化。南宋时期《吕氏乡约》的试验，也为乡约在后世的推广做了准备。至元明之际，刻印传播《吕氏乡约》进行实践者越来越多。明代陕西提学副使王云凤在蓝田四吕故庄创办芸阁书院，以向吕氏兄弟致敬。王阳明则效法《吕氏乡约》，在江西制定南赣乡约。《白鹿原》中，刻写有乡约的石牌，树立在白鹿村中。村中的男男女女，在乡约的教化下，”偷鸡摸狗之类的事顿然绝迹，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骂街的事件不再发生。白鹿村的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吕氏乡约》对中国乡村起着重要作用，影响乡村中的礼俗教化，指导乡村自治，《白鹿原》中所描写的这一幕，应该就是吕大钧所想象的乡村状态。
吕大钧是张载的信徒，《吕氏乡约》是张载学说的一次实践。张载认为人性本善，以德育人，变化气质，求为圣人。吕大钧推行乡约的主要目的，一是推行社会教化，其中包含着诸多礼法内容.是患难相恤，遇有危难，乡约中人彼此相助。《吕氏乡约》是后世乡约的范本，对维持社会秩序，进行民间自治具有重要作用，在今天犹有一定参考价值。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阅读，我们下期再见！
联系电话：